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推进路径——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视角的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提出经历了漫长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运用文献梳理法和综合分析法,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的视角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与推进路径。研究发现：宅基地的产权模糊、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缺失、法律制度不完善、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不成熟构成问题源流;政策共同体的政策建议、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改革试点的示范作用构成政策源流;民众意愿的诉求、利益相关者的推动和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外溢效应”构成政治源流。三条源流经由政策企业家的结合,有机交汇打开“政策之窗”,使宅基地“三权分置”被提上政策议程。研究表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是三源流耦合开启“政策之窗”的必然结果。其后续的顺利推进需要科学设定宅基地“三权”的归属与权能配置、充分激活宅基地使用权市场配置的政策授权,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联动防控机制。     

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法律对策研究

在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法制建设,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法律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多种效力层次的法律制度体系。同时这一法律制度在法律规范体系本身、实施机制以及实施效果上还存在较多问题。应当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这项法律制度:一是加强这项法律制度体系本身的协调性建设;二是建立这项法律制度有效的实施机制;三是建立市场化的跨地区企业协作机制和支援项目的跟踪协调制度。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王朝兴亡“周期率”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官僚政治,注意建章立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职官的分工和职责,分权制衡,一方面对不尽职责的渎职、失职和贪官污吏实施问责制,以避免官吏滥用权力,确保他们尽职尽责;另一方面对官吏实行激励制度,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官吏的积极性,建立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官僚政治体制,初步形成了秩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用法律保证行政体制和机制运行的规范性、系统性和效率,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和法治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防范了权力的滥用,调节和缓和了君主专制政体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降低或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和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促进了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这种制约和调节机制是为了维护皇权秩序,君主的意志决定一切,法律制度服从权力意志,官吏只服从皇权和上司,排斥制度化、长效化、透明公开的群众民主监督方式,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因时、因人而异,长效性的规范无法发挥作用,体现出一定的"专权"和"人治"性,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吏治的腐败,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政治无序和周期性的震荡。因此,君主专制政体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兴亡周期率形成的关键原因。     

工商企业租赁与使用农户“家庭承包地”的法律对策研究

工商业资本下乡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且“工商业资本大量进入农业是‘双刃剑’”,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目前只有政策上作了较为原则的规定,政策缺乏刚性和强制效力。必须依靠法律手段,运用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和通过健全的农地租赁法律制度来全面调整和规范,才能使工商企业租赁与使用农户“家庭承包地”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违法必究。在较为全面系统分析现行政策和相关法律内容、出租之法律规范梳理和运行机理、存在的法律问题等基础上,提出了从界定各类涉农主体资格、明确准入门槛条件、建立审核批准制度、完善“非粮化”与“非农化”的法律约束机制、健全租赁合同的解除机制、加强专项立法等6个方面来规范工商企业租赁与使用农户“家庭承包地”的法律对策建议。     

深化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建议

当前我国农地产权政策选择的关键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兼顾,这是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制度保证。为此,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进一步明晰农地使用权的产权界定,建立以村为基础、乡统筹的农地产权制度,强化和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关系;二是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农地配置效率;三是构建新的农地法律制度框架。     

纯粹法学说中的“法律”、“国家”和“正义”

法律是调整人类相互行为的一种社会秩序,是以强制作为制裁的手段来对付对立行为。国家创造或实施法律,亦即以国家机关名义来执行任务的个人在创造或实施法律;国家是一种中央集权他的法律秩序,构成国家这种社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关系;但国家不是“法律的上帝”。纯粹法学说的任务在于分析实证法的结构,因此不能解答一种既定的法律秩序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正义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义并没有客观标准,它是建立在人们的主观情绪因素上的价值判断。二元论者把法律分为真实法与实证法,如卢梭认为法律是表达“普遍意志”、德国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渊源于“民族精神”、社会速带关系说则认为只有符合“客观法”的实证法才有拘束力;但是他们对所谓“普遍意志”、“民族精神”和“客观法”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确定的问题都没有提出答案,实际上只是以一种超级的法律来为实证法辩护而已。因此纯粹法学说坚持将正义与法律划分清楚。     

着力构建防范经济风险的长效机制

随着市场化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风险呈现加剧的趋势。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建立完善防范经济风险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各国、各地区、各部门间的协调决策机制;二是建立鼓励多层次化产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机制;三是建立经济风险分担的制度机制;四是建立行政领导干部选拔任期与政绩考评体系统筹化机制;五是建立城乡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政策机制;六是建立经济风险防范的法律机制。     

走向政策与法的关系研究之形而下——论政策与法和谐相处的机制建设

对政策与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到了该从形而上的研究,前进到形而下的研究的阶段了。这种形而下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所未进行的,它具有两个特点或内容,一是关注对实例（个案）的研究;二是致力于政策与法和谐“相处”的机制建设,这种机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避免政策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机制,另一个是进一步强化和“激活”立法机关的立法功能的机制,此二者相结合,才能使政策和法和谐“相处”。     

国际法语境下的法律解释:服从与创造

法律解释的服从与创造是法律方法论上的重要问题.具体到国际法语境下的法律解释,国际法法律解释的服从与创造性受到法律解释一般规律和国际法自身特点的双重影响,体现出许多自己的特点.从诠释学、语言学不同角度观察国际法法律解释的服从与创造性,可以发现二者互为表里的关系.同时,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在法律解释中服从与创造之间的平衡由国际法整体功能所决定,并对这一功能的实现与发挥起到重要的作用.     

技术侦查与技术侦察之辨析——基于程序改革的正当化视角

以刑事诉讼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和国家情报法的施行为标志,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出现了技术侦查和技术侦察两个法律概念,这导致侦查实务中法律适用程序出现空白、法律政策规定难以衔接和侦查机关可能刻意规避法律等问题。基于程序改革的正当化视角,将技术侦查和技术侦察统一为一个法律概念,分别建立犯罪侦查和情报搜集的适用程序,是修订和完善现行法律规定的可行思路。     

我国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中存在的监督体制多元无序,监督环节单一、运行单向,监督主体法律责任不明确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应通过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健全监督法律制度等举措加以完善。     

从"国家意志"到"行政法治"——在法律与政策关系上的泛法律观

不能正确说明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与政策混同,这种现象在法学领域是"泛法律化",在政治学领域是"泛政策化",两者具有相同的问题属性。产生泛法律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错误的政策观念,对我国执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现实关系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并且习惯于把政策策略化;一方面是不能从功能价值、工具属性和主体分析上将法律与政策区别开来,导致法律的矮化。法律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政策空间的制度约束,政策空间即政策主体进行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在严格的法理逻辑上,行政机关为履行其行政职能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该属于政策的范畴。"行政法治"是指合法的行政,而不能解释成用行政法去行政。     

论长株潭区域法治保障机制的意蕴与创新

法治是区域治理的关键。长株潭区域法治保障机制的理论依据为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范理论。针对目前长株潭法治机制仍以强化行政权层级运行作为主要抓手,缺乏相 应的法律法规规范机制,存在一些立法立规冲突和法治文化培育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提出创新长株潭区域法治保障机制应加强法规建设机制、健全立法协调机制、强化严格执法 机制、坚持公平正义机制以及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建设机制。     

外空国际法治：现状与前景

国际法治要求加强国际法的立法质量和系统性,改善遵守国际法的状况,完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外空国际法治面临着条约内容严重滞后、新领域依赖软法治理并出现碎片化趋势、外空法的执行单纯依赖国家意愿、欠缺外空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外空国际法治的发展有赖于适时修订五大外空条约,进一步完善外空软法,改进外空条约的执行情况和建立有效的外空争端解决机制。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论法律权威之确立

确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素,法律只有促进国家意志与民众意愿进行良性互动才具有生命力。如果民众不认同法律权威,那么法律就只是国家单方面的意志,并不能真正定纷止争。长期以来,围绕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如何将法律本土化一直是困扰民众认同法律权威的根源。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于公开民主地制定良法,让民众监督执法,提高司法水平,改进司法权的运行机制,提高民众运用法律维权的能力,共同构筑民众认同法律权威之路。     

依法行政实践中的难点及其对策

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行事。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判的标准。目前行政管理实践中 ,法律与政策越位的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政策代替法律 ,二是政策否定法律 ,三是政策解释法律。正确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必须正确区分法律与政策的功能 ,避免越位 ;对同一问题既有法律规定又有政策规定时 ,要贯彻法律优先的原则 ,维护法律的权威 ;要严格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修改程序。要贯彻事权与职权一致的原则 ,并解决行政执法软弱的问题 ;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的配置 ,要有利于行政执法的统一和效能 ;行政复议制度既要兼顾司法监督的要求 ,又要保证行政执法的权威 ;行政强制既要体现司法监督 ,更要体现行政权的强制力     

论青年毛泽东的良法思想

青年毛泽东的良法思想是在中国近现代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中,在中国传统法文化和近代各种法律思潮的影响下,在其自身的学习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中包括了对法与社会、法与国家、法与人民关系的认识。这是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确立马克思主义法律观过程中必要且有益的一环。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探析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法治国思想可概括为:治国安邦,要实现从个人到制度、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建设法治,要处理好民主与法制、执政党与法、权力与法三对关系;厉行法治,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思想解决了为什么要实施法治,如何建设法治,如何推行法治等重要理论问题。坚持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自然法发展的现代理路:作为正义的法律

传统分析法理学主要关涉到两个基本命题:第一是法的本质是什么;第二是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而法理学经久不衰的问题之一是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关系。坚信法律与道德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这些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法律实证主义";而坚持认为法律与道德具有直接的联系的这些人,我们通常标示为"自然法学家"。在法律理论上的"自然法",按其发展路径理解它的意涵为:(1)有某种客观的道德真理;(2)这些道德真理至少部分地构成了法律作为真理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