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平和审美价值取向的礼的意义

《乐记》在孔子之前和孔子及儒家的＂中和＂之美思想基础之上,多层次论述了乐的基本审美评价准则——＂和＂,将＂平和＂之美作为乐的最高审美价值取向。但是《乐记》所追求的平和的审美价值取向,并不是纯粹的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取向,而是与礼密切相联,具有深厚的礼的意义。本文试探讨《乐记》追求平和审美价值取向的礼的意义。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礼记·乐记》的乐教思想

《乐记》中乐教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物感"论,亦即物—心—乐三者之间一种相互触动、相互感发、相互作用的关系;《乐记》所申论的乐教的教化意义主要表现在乐通伦理、乐与政通两个方面;对于乐教的具体实施,《乐记》强调以"德音"教化民众,并注重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乐记》美学思想初探

如果说,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部最重要的美学专著,那么,我国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乐记》,也可以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一部最重要的较完整的美学文献。这部古典乐论,较系统地阐述了“乐”的形成过程,审美功能与社会作用以及自身的审美特征等规律。虽然,《乐记》中所论的“乐”,是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但是,它论述的侧重点,还是音乐美学等问题。今天,再探讨《乐记》的美学思想,仍然有其现实与借鉴意义。     

《乐记》中的教化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重视教化,即通过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儒家将礼乐融入教化中,"礼"规范外在的言行举止,"乐"提高内心的道德修养。《礼记.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认为"乐"发自人心同时具有感动人心的作用,它以内心情感为基础,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成为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很大价值。     

《礼记·乐记》的乐教思想

《乐记》中乐教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物感”论,亦即物—心—乐三者之间一种相互触动、相互感发、相互作用的关系;《乐记》所申论的乐教的教化意义主要表现在乐通伦理、乐与政通两个方面;对于乐教的具体实施,《乐记》强调以＂德音＂教化民众,并注重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乐记》袭《易》考 ——《乐记》对《周易》思想的继承

《乐记》之形成受《周易》深刻影响,对这一问题采用文献学方法进行论述、梳理,认为《乐记》或秉承其思想:礼乐法天地的天人感应思想、对立统一思想和变易的辩证思想、简易思想、崇德思想;或用其词句、袭其段落。通过诠释这些沿袭方式,揭示了《乐记》把《周易》自然宇宙之学重构为社会人事之学,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重要作用。     

《乐记》中的心理学思想研究

我国古代教育家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常常以“弦歌之音不绝”来形容教育的昌盛.《六经》是先秦儒家看作必读的统一教材,其中有《乐经》,后来遭秦火失传了。《礼记》中有《乐记》,根据《史记正义》的记载和郭沫若的考证,《乐记》中一部分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的作品;一部分是汉儒纂辑的,已发展了公孙尼子的思想,总结了战国以后包括荀况在内的儒家关于乐教的理论。先秦也有反对音乐的,如墨子就著有《非乐》篇;“但墨子主张非乐,并不是为乐(yué)不乐(lé),是因费财力、人力、物力,老百姓既     

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

《乐记》现存两个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比较发现,两文本间文字书写多有不同,但《乐书》与《史记》的书写方式却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今本《乐书》虽是由后人补入《史记》的,但其中的《乐记》文本却有可能曾为司马迁所亲见并经手,或为司马迁为撰写《乐书》收集、准备的原始资料。这表明《乐记》应是传自先秦的一种关于礼乐文化的古文献,《乐记》在西汉多本并存、分途传播的事实也可证明此点。     

“乐”的道德象征意义——《乐记》“乐以象德”观的伦理思考

《乐记》所言之"乐"并非只是单纯的艺术形式。从深层次看,它是具有道德象征功能的文化形态。"乐"作为道德的象征载体,可以对个体人格修养和社会伦理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因这种道德内核,"乐"的价值得以提升,成为一种造就完善人格的重要修养途径;同时也备受君主、圣贤的推崇,被视作维持社会伦理秩序不可或缺的道德教化手段。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由“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看儒家对音乐的政治化诠释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部分,儒家通过《乐记》诠释了音乐对个人对社会的影响,阐述了儒家通过音乐教化世人改良政治的理念。但音乐本身的政治功能和教化效果在儒家的诠释中被不恰当地夸大了,不仅误导了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化,而且对音乐本身的发展造成了比较消极的影响。只有正确认识音乐的本质属性,将音乐与人性道德社会政治的影响关系厘清主次轻重,才能认识到音乐应当如何正确合理地发展,才能认识到国家政治应当如何理性平衡地运作。     

司马迁诗乐思想发微

《史记.乐书》蕴涵了先秦儒家丰富的诗乐思想,司马迁汲取并实践了先儒的思想,他的诗乐思想除了主要保存在《史记.乐书》中之外,还反映在他对“诗”的引用和评论方面。他认为“乐自内出”是诗乐的发生过程,“诗以达意”是诗歌的本质,并且通过诗乐表现、情感浸染来发挥其教化作用,这些思想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论《宋书·乐志》的乐府诗批评

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歌诗等是沈约一生所关注的重点。沈约《宋书》在继承司马迁《史记·乐书》、班固《汉书·礼乐志》的基础上,不仅正式设立了《乐志》,让音乐从礼仪中分离出来,而且四卷的"乐志"内容很丰富。正因此,沈约现所存见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在先唐诗人中几无可比。沈约之于乐府诗的收集与整理,主要表现在《宋书》的三卷《乐志》("乐二"至"乐四")之中,其虽然不属于乐府诗总集,但却是可以与乐府诗总集媲美的。因之,这三卷乐府诗所呈现出来的"整理类批评"特点,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而《乐志》中的一卷"乐一",则为沈约"题解类批评"的代表作。"整理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对于当时的音乐文化建设、乐府诗的辑录与整理等,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对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因而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乐者，乐也”——从《乐记》与“孔颜之乐”看儒家音乐的发展逻辑

《乐记》是在儒家天人感应观念形成的理论过程中成书的，因此儒家对音乐的认识亦在动荡的思维革命中不断变化。礼与乐亦是在新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因而便必须有特定的功能；音乐的功能在于感发人的善心，达到人与自身、社会、天地的和谐，所以它只是手段。在道德的最高境界里，乐音是要被扬弃的，圣人体会到的是“无声之乐”，这是儒家音乐衰落的重要原因。     

《乐记》视野下的先秦音乐教育形态

我国古代的＂乐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培养和完善人格等方面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儒家经典著作《乐记》正是多角度、多层面映衬出先秦音乐教育形态。本文从《乐记》入手,深入阐释汉代儒家学者眼中的先秦音乐教育形态。     

试论《诗经》与宝鸡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因而宝鸡与《诗经》具有必然关系。《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和祭祖诗有10余篇与宝鸡地区相关;与周公、召公有关的《大雅.卷阿》、《召南.甘棠》在今周原有文化遗迹留存;《诗经.秦风》里的许多篇章或诞生于宝鸡,或与秦人早期在宝鸡地区活动有关;另外,先秦时诵读《诗经》的“雅言”以周代西岐方言为主,宝鸡民俗中也保留着一些《诗经》所描写的周代礼俗文化遗迹。从以上可见,宝鸡的确是《诗经》的发祥地之一。     

高师音乐教育中创新意识培养刍议

音乐是创造性最强的艺术,音乐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渠道。进入二十一世纪音乐教育以其独有的特色,确立了它在我国教育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如何在音乐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音乐教学永恒的主题。     

《诗经》音乐结构探微

《诗经》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第一部音乐著作。从"音乐学"角度入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理论研究方法,对《诗经》的音乐结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初步的探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诗经》句式以四言齐言为基本句式,兼有从二言至九言不等的长短句,主要是由《诗经》音乐的物质性因素、长短句与齐言的协调配合因素以及抒情性因素所决定的;《诗经》以三段体为主要格式,其形成与《诗经》本身的音乐性有紧密的关系;《诗经》的曲式可重新归纳为同一曲调反复、主附结构、主副歌体、联缀体四大类十种曲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