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言小说史的几个问题

文言小说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特殊的表现形态。它源远流长而代有变化。本文认为应以求实的态度,探索其渊源与流变,而不能拘泥于“小说”的一般定义。研究这种小说形式与内容形成的原因,它与白话小说在审美特征上质的差异,它的发展历程及其特殊规律,它与各体文学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抓住文言小说这一重要环节,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许多问题。     

宋前文言小说中的冥婚及其文化意蕴

冥婚是一种特殊的婚姻习俗,在宋前文言小说中常常出现。它突破了狭义的未婚夭亡的男女合葬,不仅指死人与死人之间的结合,也包括活人与死人的婚恋等。从宋前文言小说来看,冥婚故事大致有三种类型:合葬式、入墓(庙)结为夫妇式、女鬼自荐枕席结为夫妻式。作为古代婚姻嫁娶的一种特殊形式,冥婚具有鬼魂信仰和婚姻门第观念的文化意蕴。     

《聊斋志异》中的诗化特征

小说中插入诗词是古代文言小说中常见的现象。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受到诗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诗意。其诗化特征因素与小说中的情节、人物、环境相互交织,产生了特殊的诗化作用,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性,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此外,《聊斋志异》中的诗歌也是蒲松龄个人情感的寄托。研究《聊斋志异》中的诗词及其艺术价值,对探讨蒲松龄本人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白话小说语言研究思路的细化

当我们谈论白话小说的语言时,不仅要注意它与文言小说不同的语言特点,而且还应注意到白话小说在小说实际创作中的多体式特点。也就是说,白话小说语言除了有着与文言小说语言不同的共性外,还有着内在的差异或者丰富性。如果说文言小说的语言也可能存在着风格上的差异,那么白话在     

论晚清“新小说”的文体特征与语体建构

晚清是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文学观念也随之出现新与旧的交锋,为救亡图存、启迪民智,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被遴选为最佳政治工具.新小说更多地借鉴了白话小说的语言及其形式,却仅有小说之“名”,而实为混杂文体.因新小说启迪民智的载道功能以及晚清文人根深蒂固的文化积习,虽部分晚清士人理论上力倡白话,新小说语体实际上呈现多语体混杂的状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晚清新小说形成了文言、白话间杂的局面,而文言包括古文、韵文和浅易文言,白话又可细分为古白话、方言和欧化白话,新小说语言实践推动了多语体的变化和融合,从而建构出更具表现力的小说语言体式     

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徘徊——近代小说理论家理论追求的矛盾心理

近代小说理论家出于社会革命和启蒙的需要推行小说改良,虽把小说由不入流的“小道”地位提高到救国济世的地位,但传统文化的积淀仍然存有对小说的鄙视心理。因此,在理论追求中他们徘徊于理智与情感之间,在推崇新小说的同时又鄙视旧小说;虽然提倡通俗白话,但是在写作中喜用文言;虽然提倡学习西方小说,但是不愿承认传统小说的落后,事实上又对小说传统一脉相承。新小说的出现与失败都是由此而生。     

《聊斋志异》“异史氏曰”叙事艺术论略

《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素有＂史笔＂之称,基因遗传源远流长。这一特殊的叙事模式,艺术创新在于：叙事艺术日臻成熟,提升了文言小说的传统地位;叙事结构统驭连株体故事,拓展了小说的结构章法;记言模式上师承史传,开创了文言小说的新体例。缺陷与不足是：议论过半,喧宾夺主;封建说教,苍白平庸;偏离正文,松散结构。     

从语言选择看蒲松龄的小说与俚曲创作

白话小说在明清时期已经取得了斐然成就,而《聊斋志异》却以它独特的风姿,成为文言小说的最高峰。蒲松龄科场偃蹇失意,沉沦下僚,虽为正统文人,但并不排斥白话口语创作,现存俚曲十四首,语言俚俗易懂,迎合下层民众审美趣味。作为他心灵寄托的《聊斋志异》采用的仍为文言。文言一直是作为官方正统文体存在的,是文人身份的象征;口语白话通俗易懂,广泛应用于普通大众之间,是俗文化的象征。蒲松龄的创作文白皆有,则代表的是其两种不同境界：文言意味着虚幻的理想,白话则是回归现实的象征。     

由演义假托前代到直面现实：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转型的小说史意义

明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无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其发展轨迹大体可以表述为由演义历史、假托前代到逐渐贴近现实再到直面现实的时事类纪实小说的转向。而打破传统小说观念,开创明代小说创作直接反映现实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最终完成了这种转型,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它的影响。     

文言小说人物性格刻画的历史进程

(一) 文学既然是人学,就离不了写人和事,离不了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从小说的角度来看,也就必然提出塑造人物形象的要求。这一要求的实现,并非一蹴而成,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文言小说的性格刻画和人物形象塑造来看,它基本上是与整个文言小说的发生发展和成熟过程同步的。在文言小说处于孕育阶段的神话传说中,虽然有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的女娲,有为治水而三过家门不入的夏禹,有弯弓射日的后羿,有衔木以填沧海——由少帝之女所化的精卫等令人景仰的男女英雄人物,但他们的衣著服饰如何,声音笑貌如何,性情脾气如何,在这些方面所留给我们的几乎是一片空白。后来的人们虽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向往和想象,把     

文化冲突之际的迷惘——论近代文化转型期王韬的特殊心态

王韬经历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重重的矛盾使他对未来、对自身充满着一种不可名状的迷惘.这种迷惘的状态在他的三部文言小说中具体表现在对社会的另类期待;人生价值取向的低靡;个人生活的颓唐.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特殊心态.     

多元文化中的《我爱比尔》解读

<我爱比尔>是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小说,此前对这本小说的解读多局限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而忽略了它的文化批评.引入后殖民批评的一些范式,认为在九十年代东西文化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小说是一场文化战争的巨大隐喻,通过对主人公放弃本国传统进入西方社会这条道路的否定,王安忆倡导的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现代多元文化并存中的"和而不同"原则.     

自我的寻找精神的回归——索尔·贝娄“流浪者”小说的犹太性

犹太性是犹太民族特有的文化品性,它强调犹太文化的传统含义和价值,而流浪是犹太人生活中永恒的特征也是犹太文化的标志之一。索尔.贝娄的＂流浪汉＂小说与传统的流浪汉小说不同,小说的人物大多数经历是精神上的流浪。小说中的人物通过精神的流浪,展现其内心世界的流浪意识,在现实社会中寻找自我,以期找到心灵的归宿,实现精神的回归。     

"采"与文言小说

"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文言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在方式上是相通的,故"采"对于文言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文言小说创作实际状况,发现文言小说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成为文言小说的一个"观念",采录也成为文言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以上方面,决定了文言小说内容上的"博"、"杂",在结构上的"小"及作家非正统心态三个本质的规定性.     

论晚清洋场文化对狭邪小说的影响

晚清狭邪小说的出现是前代妓家文学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更与晚清上海特殊的洋场文化有关。上海洋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移民社会特征,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晚清狭邪小说的生成与书写,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洋场文化印记。     

踏上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路的歌者--沈从文与施蛰存小说的城乡二元文化探析

沈从文和施蛰存分别是“京派”和“海派”小说的代表作家 ,二人具有相同的城乡二元文化心理 ,其作品形象的反映了在 2 0世纪 30年代中国由乡村步入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所经历的痛苦而艰难的心理蜕变过程 ,研究二人小说中的城乡二元文化 ,对于我们认识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城乡二元文化母题 ,厘清 2 0世纪城市小说的发展轨迹 ,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裴鉶的道教情怀与《传奇》的宣教倾向

晚唐作家裴鉶的文言小说集《传奇》是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被治小说史者所重视,因为它成了唐代小说的文体共名。其实,这部小说的作者裴鉶是一个具有道教情怀的文人,而他所创作的小说集《传奇》,是一部顺应崇道潮流、宣传道教文化、神仙思想的作品。     

试论旗亭与唐代文言小说

李唐王朝是我国中古社会中历史和文化颇为绚烂的重要时期,以酒楼为形式的旗亭及旗亭文化是这一时期社会政俗的重要内容。而旗亭画壁的典故在后世社会中广为流传,亦是唐代旗亭文化的具体反映。唐代的旗亭不仅是文士骚客聚饮宴友之所,也是他们弄文唱诗、宣扬自身才情的人生小舞台,这无疑为唐人文言小说的孕育和创作提供了极为合适的环境。因此,旗亭在唐代文言小说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对后世小说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明清时期更一度成为剧本文学素材的诞生地。     

科举: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

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中国文言小说理论论纲

关于文言小说的理论论述言皆琐碎,尚缺系统梳理与总结.本文在文言小说本质的理论--文言小说的观念和体制特征;文言小说创作的理论--文言小说传录与休闲、摭实与虚构的关系;文言小说价值的理论--文言小说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三个方面置喙述及,并见文言小说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