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论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理想,而其形成则有特殊的语境。"致君尧舜"从早期的褒奖勋臣语,至初唐则演变为君王对臣僚的政治期许,复又由君王之政治期许,演化为官僚文人仕宦的政治理想。杜甫在尚未入仕且生计困顿之际树立起这样的理想,显示了其理想抱负之不凡。入仕之初,他以稷、契自期,以谏诤之道作为实现"致君尧舜"理想之方式与途径,而终因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了他仕宦的挫折与失败。暮年则因身份的变化,他对"致君尧舜"理想实现的途径虽稍有一些变化,但坚持理想之初衷未渝。杜甫因其政治理想而导致的仕宦挫折与人生遭际,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中国古代士人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杜甫对宋词影响探析

杜甫虽然没有一首词传世,但他却对宋词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忧国爱民的人格精神砥砺了一代代词人,他"集大成"的诗作已有与词境相通者,对于词体突破本色开创新境杜甫也有所贡献;词法技巧上,杜诗的比兴和长于叙事为宋词所承续;而语言方面,杜诗是宋词丰富的语言宝库,其于宋词之通俗化和以俗为雅均有所渗透.杜甫之所以会对宋词产生诸多影响,其伟大的人格和丰富多彩的诗歌是内在根据,他在两宋受到的极大尊崇是其外在环境因素,而中唐至北宋的文化转型特别是俗文化的兴起则是这一影响发生的历史文化动因.     

常愿天子圣 大臣各伊周——王安石与杜甫君臣观发微

在宋代杜学史上,王安石占有重要地位.他尊杜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其中包括对杜甫君臣现的认同和传承.王安石和杜甫皆继承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秉持"君臣遇合"型的君臣观理想,主张以对人君缺失的指摘、竭尽臣责而"致君尧舜".杜甫还侧重继承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强调臣子的忠君;王安石则更注重以法治国,强调君应行君道、臣子要以道事君.在两宋特定的时代务件下,杜甫君臣现中忠君的一面被片面放大并得到高度尊崇,王安石的主张特别是其以道事君等观点却屡遭曲解和非议.     

白居易“为时为事”主张的历史传承及现代意义

白居易作为唐代与李白、杜甫比肩的伟大诗人,他所标榜的"为时为事"的诗歌主张,是对从<诗经>、汉魏乐府到杜甫的以关注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为主旨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也在一定意义上启迪了"五四"时期"为人生"的艺术观的诞生.由此显示出,白氏的诗歌主张在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中承前启后的地位及其属于未来的现代意义.     

尧舜时代社会组织探析

无论是从文献资料还是从考古资料来看,族邦是尧舜时代的基层组织,其内部体现为家族一宗族式组织结构;族邦联合体是在族邦基础上产生的更高一级的组织,是尧舜时代的社会组织.尧舜时代是一个族邦林立的时代,可以将其称为族邦时代或族邦社会;族邦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现象,产生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族邦社会的这些特征表明,尧舜时代已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酋邦理论比古典文化理论更能反映尧舜时代的特征,尧舜时代已处于酋邦晚期,但将尧舜时代称为族邦社会更符合中国的实情.     

论屈原、杜甫文化精神之承变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屈原、杜甫有相同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甚至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理想实现的途径 ,结果 ,依前圣的准则所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并为之献身的生命根基成了一种虚无的存在。屈原因怀疑社会、历史和宇宙自然而著《天问》 ,最后以结束生命的形式来结束无法得到回答的思考和疑问。杜甫没有产生屈原似的彻底的怀疑精神 ,那些“止于忠孝”、“一饭未忘君”的作品却获得了爱国的意义 ,这是杜甫的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     

从“诗言志”看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诗经》开创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不仅抒发了先民的情感和抱负,也承担起了记录先民重要史实的重担。"诗圣"杜甫极大地发扬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精神,继承发展了《诗经》的诗学观,用诗歌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本文首先对"诗言志"的发展由来以及《诗经》的表现手法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引出了杜甫对《诗经》诗学观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继承主要体现在"兴"的运用和诗史同构的思维方式,以及致君尧舜的价值观。此外,杜诗发扬了现实主义创作诗风,把言志和抒情结合在一起。最后论述了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仁爱精神,忧国忧民,重道尚意,性僻耽佳句"等方面。     

论杜甫的"忠爱"人伦情怀

在杜甫执著"奉儒"的追求中,包含了他对儒家人伦规范的接受和遵从."忠爱"作为儒家人伦理念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规定,也成为了杜甫在人伦理念与行为取向上的行动导向和人生价值的自认尺度,并在其忠诚君国、诚信友朋、挚爱亲人等人生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验证."忠爱"人伦情怀,成为杜甫"奉儒"人格与诗道精神的重要内容.     

区域文化视角下的重庆文学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是学术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理念的原质性延伸.重庆文化是重庆文学的摇篮,又是重庆文学重要的审美对象.重庆文学在文化遗传和文化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从远古的"下里巴人"开始的浓厚的诗歌传统.     

"伟大传统"中的普桑

普桑是17世纪最伟大的古典主义艺术家,被誉为"哲人一艺术家".如何认识普桑及其古典主义艺术?如何看待普桑与当代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必要将普桑置于西方文化、美学和艺术史的"伟大传统"之中,通过其经典作品来探索隐含其后的复杂美学意义.伟大传统创造了普桑,普桑又创造了伟大传统.他开创的"宏大"风格凸现了古典理性原则,在西方文化古典与浪漫的张力结构中呈现其独到的价值.尤其是普桑所独创的理想风景与英雄风景,拉开了西方风景画登上历史舞台的大幕.后来的伟大艺术家们,从大卫、柯罗、德拉克洛瓦,到塞尚、修拉、毕加索,都在不断向普桑致敬,继续"发明"普桑的伟大传统.     

论杜甫的复仇精神

唐诗人杜甫有一些表达复仇思想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杜甫以鹘作为击恶排难的意象,寄托复仇精神,表达了对危害国家人民的恶性势力的挞伐。杜甫的复仇精神并非单纯的发泄豪侠意气,而是与他的儒家情怀、家族门风、豪侠气概以及爱国爱民思想密切联系的。     

从三首《望岳》看杜甫的思想发展历程

杜甫一生创作了三首《望岳》,望的分别是泰山、华山和衡山。本文力图寻找出流贯其中的思想蕴含和人生际遇的不同,从而对三首《望岳》作出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合理的诠释。同时认为,杜甫始终都没有放弃“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而随着的人生遭遇的转变,这一理想的内涵在其不同的人生时期又存在着鲜明的差异。     

论杜甫思想对屈原精神的传承

先秦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以其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忧国忧民、正直高洁的人格精神,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杜甫,对于屈原精神全面加以继承和发扬,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都有十分显著的表现。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及其生命绝唱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 ,是诗人后半生避乱生涯的苦难终结。它典型地反映了盛唐文人在安史之乱后的悲剧命运。杜甫在湖湘之旅中创作的一百余首诗歌 ,寓寄着诗人的爱国思想、忧生思想、民本思想、平叛思想、怀乡情结、恋旧情结、孤高心态和隐遁意愿 ,堪称诗人毕生政治理想和善良人性的总结。古老的湖湘大地未能留住杜甫早逝的生命 ,但却如同屈原、贾谊一样 ,留下了诗人辉映千古的政治理想和人文精神。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 ,富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中也积淀着杜甫的精神滋润。     

杜甫灾异诗的“天人感应”解读

杜甫记录灾异的诗，受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写灾异的同时更多是在批评时政的失误。一般来说，在天人感应的解释中，灾异是上天对人君施政失误的谴告。上古时，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所以经学中对灾异的天人感应解释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些观念在杜诗中都有反映。杜甫灾异诗注重描写灾异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批评的表达多比较含蓄。只有结合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才能读懂杜诗记录灾异背后积极关注时政的用世之心。     

杜甫书法论

杜甫在唐代艺术史上以诗歌著名 ,其涉及书法的诗歌有助于我们把握唐代书法史。他从褚遂良、薛稷书法出发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 ,实际就是对唐代开元以前书法史的概括 ,他在诗歌中吟咏的张旭草书、李潮八分书以及他所反对的崇尚肥厚的风气都反映出开元间书法状况 ,由此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书法创作楷、隶、行草兼工 ,整体以意行之 ,赞赏古而雄壮的风格 ,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 ,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 ,从其诗歌中还可看出他的书法创作观无疑也是成熟的。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     

天地境界——杜诗中的人伦、人道、人格

本文从人性角度切入,重评杜甫与儒学之间关系。杜甫取儒学的人道精神,又借重道家对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之追求,形成自家具有个性的人文关怀,在实践中以己饥己溺之亲历去亲证"一国之心",由是在现实的人伦之际保留"真我",进入既有道德又超越道德的"天地境界"。杜之真性情使其能"以我为诗",推动诗歌创作从题材到形式的新变。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