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公民社会救助权实现的路径分析

社会救助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社会救助资源不足、资金短缺成为制约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工作开展的瓶颈。动员、引导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社会救助领域是实现公民社会救助权的重要保障。以社会救助社会化为突破口,以培养发展公益慈善类非政府组织和民营企业为载体,建立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为支持相互交叉、相互合作的社会救助体系,形成政府与社会力量双轮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的新格局。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从当前我国的国情来看,确立以政府为主导、以非政府力量为补充的社会救助多元主体结构,营造非政府社会救助良性发展的社会环境,是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必然选择.为此,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积极培育有利于社会救助的思想理念,完善社会救助法规,大力发展慈善事业,逐步形成多元的、面对社会各类弱势群体的、完善的社会救助系统.     

中国古代社会救助事业中的民间力量

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事业中活跃着多种民间力量,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成为政府保障的重要辅助。考察中国古代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整体情形、社会条件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社会救助政府责任的回归——基于对责任主体责任划分的探讨

政府是我国社会救助中重要的责任主体，随着时代的变化，政府所承担的责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救助责任社会化、市场化的趋势并不完全适应目前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模式，由于社会救助本身的特殊性和目前责任主体综合能力的考量，政府在目前的社会救助事业中应该承担全面责任，也就是我国社会救助责任主体划分中政府责任的回归。     

对完善我国社会救助的立法建议

社会救助权利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它具有社会保障权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对公民社会救助权利的保障在社会保障权利体系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在我国制定和完善社会救助法条文的过程中,必须树立先进的社会救助理念,明确政府的责任,规范社会救助的模式、程序和标准等,这是我国公民社会救助权利实现的基本途径.     

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民工社会救助问题更加突出。由于“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存在、农民工社会救助意识薄弱、政府社会救助资金不足等原因,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缺失。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是农民工应对社会困境的需要,也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要求;不仅是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还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步骤。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必须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必须发挥政府、农民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多方积极性;必须从提供主体、资金来源、管理体制等方面设计好农民工社会救助的制度框架。     

论中国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推进社会救助立法和法律完善,从而实现社会救助管理的法治化,是中国社会救助发展面临的现实课题。文章立足于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提出了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的理论范畴,并以此为研究视角,分析了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面临的现实环境、发展原则和发展目标。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国情;同时,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要以社会救助的管理法治化为引领和依托,着力构建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社会救助工作新格局以及事权责任明晰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此外,在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和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着力建设社会救助和谐文化,促进社会救助的结构优化,努力打造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升级版。     

“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无法顺应“后小康时代”农村贫困形式变化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后小康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向积极和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转变：价值理念上,从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向积极主动的事前预防;制度目标上,由满足贫困群体低层次需求转向兼顾高层次需求;救助主体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救助对象上,从政策受益者向政策边缘人延伸;救助方式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救助体系上,由“碎片化”到“整体化”。转变。     

明清民间社会救济力量生长的困境与趋向探析

透视明清社会救济史发现，国家荒政的衰败和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的加强，由乡绅倡率的民间社会救济活动不断兴起，但民间力量的生长空间在于不能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在中国传统文化笼罩和社会层级结构固化中的民间社会救济力量，断然不能成为公民组织成长和公民社会形成的“基因”。“双回归”——慈善救济活动回归社会事业本位、政府回归其仲裁者和监督者本色的总趋向，仍将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的结合

为有效保障公民社会权,针对公民社会权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公民社会权以及权利救济的相关理论,对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结合的可操作性进行分析。分析认为,这种结合不仅有利于权利救济模式的建立健全,而且更主要的是有益于公民社会权理论的充实完善、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社会权的真正实现。     

英日韩三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减免政策及启示

英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减免政策包括英国国家养老保险金视同缴费政策、国民保险缴费计入政策、国家基本养老金制度降低缴费资格年限政策和政府国民养老保险基金专项投入政策;日本社会保险缴费减免政策包括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健康保险和护理保险缴费减免政策;韩国社会保险缴费减免政策包括国民年金和国民健康保险缴费减免政策。英日韩三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减免政策的特点反映在发展趋势、缴费减免补偿形式、目的、在收入分配中作用等方面。英日韩三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政策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中国应该着手建立统一的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减免补偿机制,建立农民工参加城市社会保险的缴费减免补偿机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增设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减免和补助规定。     

社会救助:理论界定与中国的实践展开(上)

社会救助及其制度完善是转型中国社会和法制生活中的焦点之一,但纵观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救助的理论研究和社会救助实践,尚存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在关于"社会救助"的界定及社会救助制度构建等方面,或者在一些常识性问题的理解中夹杂着诸多观念混淆甚至错误,或者制度构建中缺失对中国社会救助立法及其转型背景的重视.通过重回"社会救助"的制度事实、价值理念和语词逻辑原点,对社会救助的理论做一些系统性思考,进而以此为参照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及其对社会救助提出的特殊要求,从立法体例、救助内容和管理体制等三个主要方面来检讨中国社会救助的现实制度并关照其未来的发展.     

社会救助:理论界定与中国的实践展开(下)

社会救助及其制度完善是转型中国社会和法制生活中的一个聚焦点,纵观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救助的理论研究和现实中的社会救助实践,尚存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关于"社会救助"的界定及社会救助制度构建等方面,或者在一些常识性问题的理解中夹杂着诸多观念混淆甚至错误,或者缺失对中国社会救助立法及其转型背景的重视。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重回"社会救助"的制度事实、价值理念和语词逻辑原点,以期对社会救助的理论做一些系统性思考,进而以此为参照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及其对社会救助提出的特殊要求,从立法体例、救助内容和管理体制等三个主要方面来检讨中国社会救助的现实制度并关照其未来的发展。     

瑞典的社会救助制度

瑞典传统的社会救济可以追溯到中世纪。1957年,瑞典政府废除了传统的济贫法,建立了新的社会救助制度。198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又以社会服务法代替了社会救助法,为瑞典民众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充分有效的社会保障。无论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前身的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还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补充措施的社会救济制度,在瑞典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灾害与近代西北荒政及社会救济

近代西北自然灾害对社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与政府救助无力有极大的关系。从晚清到民国，中央政府对灾荒的救济力不从心，社会、民间力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救灾重任。赈灾中，以工代赈方式的实施对推动西北公路、水利等设施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从仁慈到正义之路

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内涵在不断拓展变迁,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传统的救灾救济阶段、以城市反贫困为主的改革阶段和城乡统筹、逐步定型规范的阶段。在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制度名称从“救济”转为“救助”,制度内容从单一生活救助向综合救助过渡,获得救助从接受恩惠转为公民权利．提供救助从道义扶助转为政府责任,这些均意味着制度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仁慈逐步迈上了正义之路。然而,目前制度的发展完善还任重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正义作为中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根基和精神动力的终极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高等医学院校贫困女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调查及干预

目的:了解高等医学院校贫困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状况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等测量工具,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福建某高等医学院校442名贫困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其进行分析.结果:贫困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总分与其客观支持分在不同贫困等级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贫困女大学生的主观支持方面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主观支持分、支持利用度与抑郁、精神病性因子分之间存在着线性回归关系.结论:高等医学院校应立足性别主义的视角,关注并构建贫困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