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之生命诠释学:牟宗三先生之存在呼应之经典诠释

今天,我们需要藉牟先生之论述和多重的对经典与宋明儒学之诠释,展示牟先生的诠释方式和境界,以建立当代新儒家的生命诠释学。我们有必要以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与内容作为参照,进探与展示牟先生之生命诠释学。牟先生在诠释经典时,首先指出"了解"(这一概念)有感性之了解、知性之了解与理性之了解。感性之了解只是主观的随感式的了解。知性之了解则能对于字词语句都能加以掌握,此可说是对文本的初步了解。理性之了解是对于全篇文本之字词语句之意义,段落章节之论述,都能够会通而为一整体,掌握到文本的系统和理据,这是对文本的通贯的诠释。理性之了解基本上是对经典的客观理解,但还未进到对了解自身的反省或自我之了解。牟先生进一步提出诠释者要进到为其人以处之,诠释者与文本达到境界之融合,牟先生称之为生命之呼应。生命之存在呼应是自家生命真能存在地体证之,体证之即能超出原来文献之语文所限而得其实义,见证圣人之义理,即是对道之诠释。圣人的生命是对道之体悟至极,由解悟而证悟,而澈悟。圣人立教则圣人之言即是证道之言。相应于教之哲学诠释即是通过对教言之诠释,由此开示圣人体道之经验而使人之生命能得与圣人与道黩面相当,得到解悟,进而通过实践以证悟此道,最后得以澈悟而成圣。此时诠释学即是证道之学,亦即是圆教。从牟先生在对于程明道、朱子与陆象山的经典诠释中所展示出的由分解进至非分解的哲学诠释的进路和运用的论述中,以十个观点总结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内容和结构,作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基础和规模。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康德“哲学释经原理”批判

康德将宗教信仰局限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进行诠释,他批判"教义性诠释",肯定"真理性诠释",从纯然理性出发,提出自己的哲学释经原理。主张对宗教信仰的诠释只能理性地进行而不能诉诸诠释者内在的主观情感,诠释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让人获取真正的信仰。康德的"哲学释经原理"放弃了信仰主义立场,将对基督教的诠释完全架构在自己的理性分析结构和诠释框架之中,解构了文本和作者的价值,把文本的意义解释为诠释者自己已有理念范型的投射,有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危险。而事实上,诠释活动是诠释者、文本以及作者之间互为主体的交往行动,这种交往行动以趋向真理为诠释的责任,它借助诠释者、作者和文本共同处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社会交往规范和知识范型,将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昭示出来,而意义的真理性就存在于交互主体的理性共识之中。     

荀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品格——从荀子用《诗》说起

荀子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荀子》不仅大量征引《诗》等儒家经典,在征引及诠释过程中将儒家的实用精神投射进去,这使得他的经典诠释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他在用《诗》时所提出的"隆礼义而杀《诗》、《书》"及"为其人以处之"的观点,是对其道德实践与经世致用实践性品格的最好注脚。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王船山老庄诠释之学的文本形态与思想旨趣

王船山老庄诠释之学的文本形态有两种:其一是狭义的内部性诠释文本,即《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等三部道家经典诠释专书;其二是广义的外部性诠释文本,即王船山在不同体例的其他著作中写下的直接或间接随机评议阐说老庄的大量文字。比较这两种文本可见,在诠释不同经典时,王船山对老庄之学的理论观点常发生变化和漂移。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可归因于船山作为儒者和遗民所具有的微妙复杂的心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船山惯常采取因顺文本的诠释方法,而不同的经典文本固有的内在语境和思想逻辑难免会对诠释者产生干扰甚或裹挟效应。     

三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从“通变”和“诠释”角度的思考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传统不可割裂.对于传统文论的诠释是必然的.诠释根本无法越过文本的障碍,要消除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困难.诠释只能是一种对话,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诠释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认这种差异的条件下交流对话,展开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不用之用"与"古为中用"可以结合起来.在古今中西基础上实现文论的新变,是现代文论建设的必然选择.     

“观念的诠释”及其诠释有效性——以孙复的尊王观念与欧阳修的人情观念为例

"观念的诠释"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来自北宋理学的孙复以"尊王"观念诠释《春秋》和欧阳修以"人情"观念诠释《诗经》的经典诠释。从普遍意义上说,"观念的诠释"是指一种思想系统自觉地借由一个建构出来的观念进行文本阐释与自我论证的诠释范式。对于"观念的诠释"有效性的审察,不仅是对惯常使用的文本原意与诠释意二分框架的反省,也是对经典诠释一般方法问题的思考。任何满足逻辑充分性与意义充分性的"观念的诠释"都可以用"不同的诠释意向"来进行正当性论证,但其使用需要在方法论上具备分辨不同诠释系统的理论预设与问题意识的能力。     

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宋儒读经法中的感通诠释初探——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视野

围绕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亦即创造性诠释如何可能,重新审视儒学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及其当代价值。伽达默尔赋予时间间距以创造性价值,提出视域融合的诠释模式,以此建构了哲学诠释学。但其时间间距主要用于筛选诠释的好坏,它的创造性价值并没有获得充分发挥。反观宋儒读经法,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感通诠释的诠释学思想。感通诠释以转化个体生命为旨趣,将文本解读与本体感悟合而为一。它不仅囊括了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理念,还充分发挥时间的创造性价值,并且提出了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能有效克服伽达默尔诠释学陷于本体思辨的思想困境。      

论荀子道德教育观对孔孟思想的继承

先秦儒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尤为注重道德教育,继承传统是其道德教育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表现之一。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在创建道德教育思想时,继承孔子、孟子的道德教育作用论、目的论、内容论和方法论,从而弘扬了儒家传统,丰富了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增强了儒学的入世能力。     

儒家孔荀正名思想刍议

正名思想是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思想。孔子正名的率先提出,荀子对正名的继承与发展,为正名思想在先秦哲学思想中的价值体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中的＂仁＂、＂礼＂的思想,荀子正名思想中的逻辑制名,都是正名思想的价值内涵。先秦儒家孔荀正名思想不仅在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严重失衡的春秋战国时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当下社会构建名实相符的社会制度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民心是阵”:战国儒家兵学思想演变考论——兼论清华简《天下之道》学派属性与学术价值

清华简《天下之道》以攻守的兵学概念和言说方式讨论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文意清晰，在兵儒融合以及先秦儒学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是开放和多元的，其兵学思想暗含了孟子和荀子等孔门后学对待战争、兵学的态度。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主流儒者强烈抨击战争，缺乏战争常识，反对兵家思想，否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作用。而《天下之道》提出"民心是阵"，以兵学概念来表达儒家的民心思想，显然这并非孟子或孟学的作品。战国后期，荀子秉持儒家思想，积极了解战争，主动研究各国兵制、武器等。尤其是荀子主动充分吸收兵家思想，如重视将帅作用、讲究作战时机、治军崇尚赏罚等。荀子兵学理论中谈到如何取胜的具体操作层面，其思考丝毫不亚于当时的著名兵书。在此基础上，荀子将这些兵家之术作为实现儒家兵道、政道的重要方式，《议兵》正是在他以儒家思想为本、充分吸收兵家思想而完成儒家论兵的集大成之作。从先秦儒学史来看，《议兵》的出现并非偶然，《天下之道》等文献正是荀子之前的先秦儒者试图融合兵家思想的具体努力，是荀子论兵的先声。先秦儒者融合兵家思想的线索一直以来隐而不显，而《天下之道》的发现使得这条暗线为学界所认识，并且可能激活了长期以来误读的一些儒家论兵的文献，对丰富儒家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先秦时期儒家的理想政治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开始组成了不同的派别,都想来拯救世界。各派争芳斗艳,都抱着相同的历史使命,对如何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各派都设计出一些理想的治国之策,对于儒学来说更是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国方略。儒家治国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经孟子发展,荀子集大成。孔子坚持"礼治",主张"宽猛并济";孟子倡导"仁政",主张"推恩于民";荀子"隆礼重法",礼法结合。他们的治国思想基本反映了先秦儒家治国的思想。儒家治国理念在中国封建社会起着主导作用。     

汉四家诗与荀子

从引诗的角度全面考察汉四家诗与荀子的关系：《毛传》趋同荀子，另一方面亦异于荀子，并且只是借鉴荀子诗说。《齐诗》与荀子的关系，今人论及较少。通过考辨可知，《齐诗》亦趋同于荀子诗说。经学史与文献上都有证据可以证明今文鲁、韩二家同于荀子诗说。基于此种现象，则应着重把握它们之间并不齐一的一面。总的结论是汉四家诗与荀子之间的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既不应否定，也不宜夸大。     

荀子伦理思想初探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性恶论”是其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在“性恶论”的理论基础上,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在义利观上,他主张“义利并举”;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倡“隆礼重法”。     

从文本诠释到文化诠释——论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详注”策略

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理雅各采用了"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翻译策略,使其《尚书》译本带有明显的"厚重式翻译"性质。原文中高度凝练的数字式略语、言约义丰的专名、颇有来历的典故、言此意彼的隐义等,通过理氏详注,深刻内涵得以阐发。译注过程中,理氏尊重中国经学传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但不盲从,不照搬,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氏译本不仅为儒经西译体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     

孔荀君子观比较

孔子君子观的核心是"仁"即"爱人",荀子君子观的核心是"礼".荀子的君子观既是对孔孟君子观的继承,又与孔孟君子观有较大的区别.孔子君子观中的许多内容符合人性的需要,荀子的君子观则相对狭隘、偏激,很多言论违背人性,违背教育与学术发展规律.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之嬗变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光辉起点,后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诗学理论无不滥觞于此。孔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揭示了孔子诗学理论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竹简表明七十子诗学上承孔子诗学,下开孟、荀诗学理论,填补了孔、孟、荀诗学理论关系之间的空白;孟子诗学主要为其论辩服务,以诗论政,而荀子将诗学理论政治化,融诗入政。竹简的发现给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