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的“礼”化:一种社区秩序再生产机制——关中地区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

关中农村的厚葬传统提供了反思汉人丧葬仪式研究的新视角。丧葬仪式本质上是“礼”的社会性实践,凸显了汉人丧葬仪式的伦理之维。仪式“礼”化的基础在于农民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即以无限的伦理生命超越有限的自然生命。这种超越在丧葬仪式的区隔化空间中最终实现,并通过死者与丧主、门子、村庄和娘舅等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得以表达和确认。在“礼”的表达与实践过程中,死者的伦理生命得以实现,家庭和社区秩序实现再生产。     

回归“人”的生命：幼儿教师专业伦理建设的本质应然

在教师作为“人”的语境中,教师专业伦理的建设应然地指向“人”生命的成长：伦理始于人生命客观存在的需要,长于己身与他者生命的联结,始终追寻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然而,生命与伦理的应然关系在幼儿教师专业伦理的构建取向、培育内容和发展路径中都没有得到重视,更无法发挥效用。因此,幼儿教师专业伦理的建设需得回归到教师作为“人”的生命,以生命之幸福引领取向,以生命之价值滋养关系,以生命之力量支撑发展。     

中国传统道德信仰教育的四维建构及其借鉴

在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古代社会,对儒家道德的虔诚信仰,对纲常伦理的坚定恪守是其核心教育理念。为确保儒家伦理的神圣感并内化为自觉的道德行为,中国传统社会建构起诗教为先、乐教为纲、礼教为本、史教为辅的道德信仰教育体系,将道德教育渗透于古典诗词、艺术鉴赏、封建礼教和史学常识等内容之中,以期达到“兴民德”、“别善恶”和“化成天下”的目标。古代道德信仰教育理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遗产,对现代德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道德实践的辩证意蕴

道德实践是人之为人独有的生命践履方式,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重要维度和内驱动力。人类道德践行的方式各有其异,与西方人多以对待自然之方法看待人事,故把“善、义、美”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采取理性分析的态度而进行纯粹伦理规则之构建不同,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从始源处就奠定了“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美德伦理意向。如中国先贤从“性命天道相贯通”的生命觉悟而开出“践仁成圣”、“美善相乐”的道德实践进路。因此,需要从人类伦理实践辩证法的高度来重新理解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及其本然关系。     

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以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为中心

利奥波德在拓展道德共同体边界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伦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被延伸到“土地”生命共同体中。然而狭义上的“土地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于海洋。为此,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从“生命”这一基本事实重构“海洋伦理”:“海洋”不仅仅是海水,它是生命流过一个由海水、植物、动物等多个生物所组成的“生命之网”的源泉。“生态系统健康”成为新的伦理愿景,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以维护完整的、健康的海洋“生命共同体”为导向。这展现出一种跨越伦理边界的“生态想象力”,在尊重的前提下探索海洋。“海洋伦理”的提出并不是对“土地伦理”的否定,而是一次伦理上的进步,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两者都展现出了作为道德准则的规范伦理和内在德行追求的美德伦理,这为环境伦理的进步及具体的伦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略论《诗经》中的生命伦理意蕴——以“生”为视角

《诗经》中具有丰富的生命伦理意蕴。《诗经》不仅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事实上也是整体儒家生命伦理体系得以建构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诗经》内蕴着“天道”在“生”的思想,将“天命”赋予“生”之德的内涵,是以天人共“生”的德性内容来诠释“生命”概念的。对人而言,生命之完善及其意义彰显即在于体悟和践行“生”之道,以“生德”涵养自身,这也是生命健康的根本保证。在现实的层面,《诗经》基于人的真实性情来突显生命的本真状态,并以“中和”之品格提示我们完善生命的根本方式,《诗经》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我们,养生的根本在于德性的修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处理现代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突破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可能性

韦伯经典官僚制理论的伦理难题凸显于价值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紧张关系。他试图通过这种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方法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 ,使其统整于合理和合法统治的理想类型之中。但这种理想类型只是一种可能性 ,它注定是不可“回乡”的。西方的各种救治疗法仍然难以突破官僚制的伦理困境。而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的新伦理精神建设才是突破官僚制的技术、知识统治之困境的可能之路。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意蕴探微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一个术语革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的对象性存在为逻辑原点,沿着人与人、群与群、国与国、人与物的维度次第展开。它囊括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多元而丰富的思想理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不是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中华传统文明扬弃性传承和突破性创新的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足中华传统文明的精神风骨和道德气韵,淬炼吸纳现代文明“民主”“法治”“权利”之精髓,实现了中华底蕴与现代品格的兼美。放眼全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是体现了普适性的世界意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摒弃西方文明的对抗式思维,秉持包容和合的价值理念,勾勒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崭新图景,拓展了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空间,引领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人民立场,创造性地回答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应该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     

“天人合一”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古老的天人观,是中华民族文化库藏中的瑰宝。“天人合一”既肯定“天人一体”,又划定“天”“人”的职能,从而明确“人”对天地万物的责任和担当。这种责任和担当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上。这种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理性的智慧,推动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共生共长,走到了今天。可见,我们提出生态文明,亦是由之演化、发展而来。因此,应以“天人合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温故知新、拨乱反正、务实创新,为我们的中国梦而奋斗。     

试论儒家仁学天人和谐之环境伦理思想

儒家天人相和仁学思想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儒家强调万物一体、主客统一,天地自然更具根本性;以生释仁,强调珍惜生命、珍爱万物,是"替天行道"的道德至善;提出"民胞物与""人者,天地之心",既强调人与自然不可分割又凸显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人当尽天赋本心,尽关爱保护自然的道德义务,以体现人贵于自然万物,实现以人为本、爱物与爱人的统一,实现仁,达到人的道德完善.儒家天人和谐仁学思想在生态环境伦理观上的独特认识,可为我们突破并超越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认识,为今天解决生态危机、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的传统思想资源.     

《论语》文本中隐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重意蕴

《论语》中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孔子对“天”的态度已经明晰,他对其神秘性“敬而远之”,对其神圣性则“敬而行之”,体现在天人关系上,则隐含了多层次的“天人合一”思想意蕴,具体包含“天意人承”“天启人合”“天命人成”三个逻辑层次。在“天意人承”层次中,天是外在于人生命活动的神秘之天;“天启人合”层次中,人与天的神圣之德相合;“天命人成”层次中,神圣的天与人之间双向印证、双向成就。三个逻辑层次在文本中相融相就,为后来的“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基础。经过后世儒者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并成就了今天中国担当精神的风貌,兼具理性积极的担当之勇、全面兼顾的担当之智、自觉自愿的担当之乐。     

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

“礼”与“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设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是等级秩序与和谐的对立统一。“贵和”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既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实现大同理想社会。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直至今日,儒家礼乐文化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胡宏天道观刍议

宋明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始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资源。胡宏在继承儒家传统天道观的基础之上,有机地吸收了诚、仁的价值学说,并赋予天道本体真实的价值内涵。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胡宏的天道观遵循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演德的传统,在天人贯通的形而上构建中继承和发扬了《易传》和《中庸》的思想,提出以道论天、以“诚”、“仁”说天道,进而创建出颇具特色、富有价值的天人合构模式。     

张载“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探析?

张载开创关学,对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这一天道性命关系难题做出了回应,他打通天人、内外、形上与形下的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使得发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的形上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但目前学界对张载“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还比较少,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张载的天道论及其特色”、“张载的性命论及其特色”以及“张载天道与性命的贯通”三个问题的讨论,使张载哲学“天道性命相贯通”这一重要形上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展现。     

儒家民本思想与西方“被统治者同意”理念之比较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古代社会把政治合法性基础归于自上而下的天命以及与这种天命相应的内在德性。近代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公意统治”和代议民主制的“法理型统治”。本文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的“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人本思想的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设计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持。     

论西南少数民族的天人观及其现代价值

天人关系不仅是汉文化系统的主要问题,也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思想所具有的内涵之一。西南少数民族先民对天与人有着丰富的认识,在天人关系上表现为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内涵,而且具有宗教神学的意蕴,为西南少数民族的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的宇宙图式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观的主旨是相一致的。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天人观的探讨,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西南少数民族思想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为现代社会的生态保护、养生理念、人生境界等方面提供了文化资源与借鉴,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     

天道信仰及其现代价值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华夏子孙共有的精神家园。天道理念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自然秩序、道德秩序和命运主宰是天道理念的基本内涵。天道信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儒家道统的精神原理和古代皇权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民间习俗,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心理。在为中国现代化确立“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和谐”等现代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天道信仰具有重要的价值;倡导文化自觉、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需要我们重视天道信仰。     

略论老庄的“天人观”及其哲学意义─—兼与高晨阳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老庄道家的“天人观”，是其宇宙观（“天人相分”）、认知观（“天地之道”），在价值现上的综合体现，“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一个终极性命题。文章在揭示“天人合一”而致“均衡和谐”的多重多向结构的同时，着重阐述了老庄道家由认知“真”（“天”）、践行“善”（“人”）、乃至实现“美”（“和谐”）的内在逻辑与哲学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