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林则徐华夷思想浅析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外交往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华夷思想在其处理对外交往事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概括来说,林则徐的华夷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天朝上国"思想、"柔夷"思想、"夷分良莠"思想和"师夷以制夷"思想.林则徐的华夷思想相较于传统华夷观念已经有了变化,但他对西方的认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使他的华夷思想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保守性.     

从“一”与“裂”之争看“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篇》主旨探析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该篇主旨,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阐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细读《天下篇》可以发现,"一"与"裂"之争是全文的逻辑主线,其中蕴藏着《天下篇》作者"崇一抑裂"的态度。而"内圣外王"正是《天下篇》视为"一"的"古之道术",是先秦诸子学的共同旨归,是注重整全性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在先秦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内圣外王之道""为天下裂",具体体现为诸家各异、各执一端的学说和举措。而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诸多经典文献都表明,熔百家之说而成君王一家治术已开始成为学术主流,由"裂"返"一",才是真正认识"内圣外王"的唯一途径。     

“包容”与“局限”——论雍正帝民族观念的双重性

入主中原并统一全国的满清政权为了缓和满汉矛盾,逐渐形成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对这一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主张"摒弃华夷之辨,合中外为一家",与前朝相比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包容性。同时,受限于雍正帝自身所处位置与当时政局形势,这种貌似极具"包容"的民族观念并非提倡各民族完全平等,具有一定的前提性与局限性。因此,雍正帝的民族观念展现出"包容"与"局限"的双重性,并在其用人标准与改土归流等执政对策上均有体现。     

野蛮与文明之际思想变革的一个案例——以华夷观念起源为中心的考察

文明的界标不惟是制度和物质要素的进步,更应以人类思维演进中精神自觉为前提。先秦中华元典中以服制为中心的华夷观念体系,或被学者解构为古人的文化理想,或被专家以定型于秦汉之后的华夷秩序所体现的价值判断加以褒贬。若衡之野蛮与文明之际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即由模糊逻辑思维向理性思维演进所体现的"人类精神觉醒"的本原面貌,华夷观念的发生实有着古老渊源和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     

清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儒家文化认同研究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用"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政治思想取代传统"华夷之辨""以夷制夷"的治边思想,在西南边疆深入经营治理.面对中央王朝自上而下的治理和教化,西南边疆主动自下而上地回应与向化,并在与中央王朝的博弈与互动中形成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认同.研究旨在接续我国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镜鉴和学理支撑.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华夷变态三形态

学界的热议话题"华夷变态",仔细吟味,可整理出三种形态。恪守华夷之辨,期待秩序归位;担忧入寇来袭,故蒐集"华夷变态"的情报;用国体论冲击华夷秩序观,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成立准备思想条件。石原道博在其著作中用"乞师"比照"华夷变态",不过是一种恶用而已。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法政思想源流

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除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法政制度构造方面的"大一统"设计、思想源流方面"天下"观与"华夷之辨"之间的张力也是重要原因。在古典中国政治哲学的"天下体系"构想中,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华夷之辨实际上具有相对性。天下体系中对统治者唯一性的强调、对"中"意识的强调,使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视割据为乱象、视统一为正统,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举措来巩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姑蔑国源流考述--上古族群迁徙、重组、融合的个案之一

姑蔑本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国族,经历了源于华夏,由中原播迁东方、由夏而夷、由夷而夏,最终融入汉民族统一体的曲折历程,并在先秦夷夏互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周初东征践奄,姑蔑作为被征服国族,一部分留居鲁地逐渐融入华夏;其主体部分则与徐奄等夷人族群辗转南下越境,并在越国的军事政治活动中发挥过重要影响。楚灭越后,越地经战国纳入统一的秦汉帝国版图,其境内的姑蔑族也在汉晋以后逐渐融入汉族。     

道教传播与少数民族盘古神话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盘古神话不是当地原始社会神话的遗存,而是汉籍中的盘古神话随北方汉族道教在南方的广泛传播而流传开来的。神话传播研究是研究少数民族神话的基础和前提。用西方进化论神话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方法值得纠正。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析"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以重庆"亚民族地区"为例

针对一些民族地区民族特征淡薄的状况,第一次提出了"亚民族地区"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对解决一些学术和现实问题有重大的意义.以重庆"亚民族地区"为例,探讨其经济发展道路与教育发展模式、重庆"亚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教育模式、重庆"亚民族地区"民族旅游资源保护与民族教育模式之间的关系,归结起来,"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有以下思路:加强"亚民族教育"研究、强化民族认同感、教育形式多样化、处理好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关系、职业教育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加强"亚民族地区"特殊民族教育立法等.     

廪君、盘瓠后裔反抗斗争与三峡盐业内在联系

盛产井盐的长江三峡地区,在东汉及至南北朝时期,已逐渐成为廪君、盘瓠后裔与汉人交相杂居的地带。本文拟从廪君、盘瓠后裔不断奋起反抗的斗争史实,和当时各封建王朝所行盐政之弊端两个方面入手,以探寻廪君、盘瓠后裔的反抗斗争与三峡盐业之间的内在联系。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殊功能及其产生的原因

与汉族文学及一般文学相比,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除了具有审美功能及由此产生的教育,认识和娱乐功能外,还有其文学的扩展功能:社会调节功能,传授功能及择偶功能等。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扩展功能现象的分析,找出了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并探讨这些文学扩展功能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运转起到的作用。目的是让人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点有更宽泛的认识。     

楚辞、汉赋与北南文化交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有着多种源头、多层蕴涵,栖息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先民,在各自具有独特规律的进程中,又在相互交流、吸收中,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共同创造了五彩缤纷的古典文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黄河流域中原文明领先发展,一旦与周边少数民族富于活力的文化发生碰撞、结合,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推动中国文学出现崭新的景观。文章仅以黄河流域华夏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交流现象突出的楚辞、汉赋为例来谈一谈。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的土著生成与汉人传承论纲

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是古代世界海洋文化繁荣发展的主要区域之一,环中国海的视野克服了以王朝正史为核心的传统中国历史框架下的错误海洋观。传统史学以中原遥望四方、从陆地鸟瞰海洋的中心自居,代表了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古代帝国的话语,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化大陆性与海洋性二元共存的史实,造成海洋文明史认识上的边缘、附庸和汉人中心论的偏颇,无法捕捉到海洋世界的真实历史及其人文价值。以几何印纹陶遗存为核心的中国东南史前、上古考古学文化,与东南亚、大洋洲土著人文关系密切,展现了善于用舟的百越—南岛土著先民文化传播、融合的海洋性人文空间,明显区别于北方华夏的大陆性文化体系,是失忆于汉文史籍的环中国海海洋人文土著生成的考古证据。汉唐以来,环中国海成为世界海洋商路网络中最繁忙的段落,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香瓷之路、茶叶之路的起点,从海洋族群变迁、东南港市发展与基层海洋人文的土著特征看,被传统史学誉为汉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实际上是对史前、上古东南土著海洋文化内涵的传承与发展。     

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

在明代及清初,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分布存在土蛮集中分布的土司区和汉蛮杂居区两大区域;土司区内民族构成中土蛮占绝大多数,汉蛮杂居区内汉人、土蛮间比例几乎相等。清代改土归流后,部分土蛮人口外迁,同时又接纳大量的汉、苗等族流民,形成土蛮大分散小聚居分布,汉、苗等兄弟民族插花般镶嵌分布的格局;民族构成转变为以汉族人居多、以土蛮为少数民族主体的构成格局。明清时期导致该地区民族分布与构成及其变化的因素有自然和人文两方面,自然因素提供变化的可能,人为因素决定变化的方向。当前该地区的发展还得多从人文方面着手。     

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特性分析

民族地区的村落家族作为一种传统的非正式的组织力量,既有与汉族家族相同的一面,即血缘纽带是它们的生物逻辑,亲属关系是它们的社会逻辑;又因其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背景,而在组织形态、内部治理和文化表征上体现出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