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器：中国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读劳承万《中国诗学道器论》

劳承万教授《中国诗学道器论》以康德哲学和中国心性哲学为理论支点,从道与器的视角研究中国诗学,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概念,只有“诗之为教”与“诗之为经”、塑造人格并从属于政教与治道的实践型诗学,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透彻”及其诗学意义——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中心

“透彻”一词具备丰富的诗学意义，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它具有诗歌表意之明晰深刻、妙悟后之境界，以及盛唐诗境之特点三层含义。严羽在“妙悟”“兴趣”等概念之外，更借助“透彻”,将形而下的诗歌修习与形而上的诗歌悟解绾合起来，使其诗学更牢固地立足于“吟咏情性”与盛唐气象之上。通过对“透彻”这一语词的内涵及演变进行考察，能对严羽的相关诗学概念和诗论体系有更新的审视，同时也可以看出“透彻”同中国古典诗歌本质与诗人学诗工夫论的关联。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

宋代理学家以道论诗,曾用“自成文”、“人心感物”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等说法,建构起一套诗学观,包括诗歌生成论、诗歌价值观及诗无工拙论等,认为最好的诗是圣贤摅发胸中所蕴,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可为.他们又以诗言道,诗就是道,不能载道的诗应当删去.总之,理学家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诗.这些论调对传统诗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宋诗的急遽衰落.     

散文的心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严羽《沧浪诗话》美学思想初探

宋代诗学专著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倡导“妙悟”为核心的审美认识论,以“兴趣”为重心的审美特征论,以“入神”为极致的审美标准和“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的审美趣味共存论,构建了严羽《沧浪诗话》的美学思想体系。《沧浪诗话》所总结的宋代诗歌的经验和教训,对明清诗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代诗歌美学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简论《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

一、周民族史诗的认定周民族史诗是“五四”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受西方诗歌理论的影响而对《诗经》内容进行的新的分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首先提出“史诗”这个概念,并将当时产生的文学作品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戊刷,黑格尔因承其说,并在《美学》中将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详加论述。生前并没有见过《诗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周叙的诗学批评与明前期诗学风尚

周叙的诗学批评集中地体现于《诗学梯航》中,其主要内容为：以汉魏晋唐为宗的诗歌渊源论,主张师古与摹拟的诗歌创作论,辨体别格的诗歌师法路径,扬正抑变的诗歌历史发展观。考察周叙的诗学批评,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明前期诗学风尚,以更为客观地看待明前期诗学在我国古典诗学发展链接中的重要作用。     

朝鲜诗家李睟光诗论的审美意蕴

朝鲜诗家李睟光以性情、气骨论诗歌的本质,以崇尚唐诗论诗歌的批评标准,以自然论诗歌的表现手法,以摘句评注论诗歌的批评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批评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翁方纲《诗法论》解读

《诗法论》是翁方纲诗学专论中重要的一篇,代表着作者对诗法问题的总看法。本文联系作者其他言论,对文中诸多难点和矛盾之处加以阐述。翁方纲对诗法的总观点是有法而无定方,重复了诗法论的传统观点;他把诗法为“正本探原之法”和“穷形尽变之法”,而对其意义的阐述又有矛盾之处,本文认为这一矛盾正反映中国诗法论的固有特征。翁方纲《石洲诗话》历代诗歌的分析,正是以“穷形尽变”之法进行诗歌“肌理”批评的实践范例。     

论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诗学思想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作为一部使“经学之又一变”的里程碑式经学著作,在疏解经义的同时也表达了丰富深刻的诗学思想。孔颖达《五经正义》的诗学思想主要有四方面内容：第一,诗歌本体论,强调情志为本的诗歌本体观,并提出“情志一也”的观点;第二,诗歌创作论,提出“外物→心志→诗歌”的创作观;第三,诗歌功能论,要求诗歌应具有“论功颂德,止僻防邪”“畅怀舒愤”等功能;第四,诗歌审美特征论,提出“直言非诗”“故重其文”“声韵谐和”等观点．     

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疏证

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发生在一个儒家诗教与其他亚文化形态诗学观念的张力场中。这种背景下的诗学是不能脱尽诗教思想的支配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提出了“滋味”的论诗范畴 ,但笔者认为 ,在钟嵘的诗学理论中所隐藏“诗教”思想是其理论的真正支点。无视此点 ,将导致对其诗学的误读。本文拟对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作出疏证 ,以证此论     

中国古代诗学的“情景论”──中国古代诗学札记（七）

中国古代诗学的“情景论”──中国古代诗学札记（七）毛正天在我国古代诗学中，“情景”论一直是诗论家们不倦的诗歌创美话题，源远流长而富有特色，在诗学理论中引人注目。“情景论”就是对诗美构成的原质──“情”与“景”的关系的理解表述。近人王国维概括得好，“情...     

中国诗学意象论略——兼与陈良运先生商榷

近读陈良运先生的《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下简称《诗体论》)一书,受益良多。在受到陈书《诗体论》启发的前提下,就中国诗学的“意象”这个概念及理论范畴中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籍此,就教于陈先生。或多谬误,诚望陈先生与学界同好赐教。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论严羽的诗学体系——回归《沧浪诗话》的文本

严羽《沧浪诗话》以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尤其是禅宗理论为基础,对一系列诗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继承并发展了"以禅喻诗"的理论模式,并在此之上建构了一个涵盖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鉴赏论的诗学体系,对后世王士祯等人的诗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