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下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实行碳交易试点地区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企业财务绩效和碳绩效的关系,并引入环境社会责任为中介变量、碳排放权交易及绿色技术创新为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财务绩效对碳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社会责任在两者关系中充当正向且显著的中介作用,且该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检验中得到验证。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技术创新在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碳绩效亦可显著改善财务绩效,两者相互影响。此研究为我国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战略思维,旨在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平衡,呼吁管理者关注环境社会责任,为企业早日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共赢提供支持。     

动荡环境下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探索行业竞争互动和动态环境情境下技术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对创业板291家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技术多元化负向影响企业绩效;行业竞争互动正向调节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且负向调节行业竞争互动对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正向影响。研究表明,企业在实施技术多元化战略时应该考虑所处行业的竞争动态以及环境的动态性。     

权变视角下联盟网络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研究

基于权变视角,整合社会网络理论和战略制度观,探讨了联盟网络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并考察了制度环境和行业环境的调节效应。以189家中国新创企业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开展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创企业联盟网络关系强度及中心性位置对其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环境完善性在联盟网络关系强度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行业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联盟网络关系强度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关系,却负向调节联盟网络中心性位置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关系。     

营销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营销创新作为调节变量,并将营销创新划分为渐进式营销创新和突破式营销创新,将企业划分为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非财务绩效具有正向积极影响,营销创新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非财务绩效关系均起着调节作用。     

高新技术企业联盟导向、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195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联盟导向和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业导向和环境动态性在联盟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联盟导向和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导向和市场动态性在联盟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动态性在联盟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高层管理支持、环保创新实践与企业绩效——资源承诺的调节作用

本论文基于珠三角地区148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对高层管理支持、环保创新实践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验证资源承诺对环保创新实践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高层管理支持对环保创新实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保创新实践显著正向作用于企业的环境绩效,但对企业经济绩效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而是会通过环境绩效间接地作用于企业的经济绩效。此外,研究还发现资源承诺对环保创新实践和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外部搜寻、联结强度、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从企业边界理论和知识基础观出发,研究搜寻宽度和搜寻深度对组织探索式创新绩效和应用式创新绩效的影响;引入联结强度和吸收能力作为情景变量,探讨二者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利用三项交互方法,探讨外部搜寻战略、联结强度和吸收能力三者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281家本土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利用分层回归分析和三项交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搜寻宽度与探索式创新绩效正相关,与应用式创新绩效呈倒U形关系,搜寻深度与应用式创新绩效正相关;联结强度负向调节搜寻宽度与探索式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搜寻深度与应用式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搜寻宽度与探索式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潜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搜寻深度与应用式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搜寻宽度、联结强度和实际吸收能力三者交互项与探索式创新绩效负相关,搜寻深度、联结强度和潜在吸收能力三者交互项与应用式创新绩效正相关。 通过探讨外部搜寻、联结强度和吸收能力的三项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搜寻宽度和搜寻深度对创新绩效的显著差异化影响,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外部搜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争论”;已有外部搜寻研究往往忽略组织间的联结机制,通过引入联结强度,弥补了联结机制的缺失;区别于已有吸收能力的直接效应研究,将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分情景讨论,丰富了吸收能力的权变视角研究。研究结果有助于加强外部搜寻理论研究,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指导中国企业具体创新实践。     

我国制造型企业市场导向和创新导向对新产品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我国227家制造型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市场导向和创新导向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导向和环境变动在市场导向和新产品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本研究的概念模型整体拟合度优于西方常用模型;(2)市场导向和创新导向对制造型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均高于以前文献研究的一般水平;(3)创新导向和技术变化对于市场导向和新产品绩效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市场变化和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对于制造型企业改善产品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治关联、国际化战略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2006-2010年期间上市的所有民营公司为样本,探讨民营企业在母国的政治关联对其国际化成长的促进作用与机制,并通过细分国际化的维度,考察了在母国具有政治关联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在国际化战略层面提升企业价值的具体路径差异。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企业国际化对企业价值总体上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国际化深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国际化广度对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第二,民营企业在母国的政治关联对其国际化程度总体上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进一步发现,民营企业的母国政治关联对国际化深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却显著地负向影响国际化广度;第三,母国的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国际化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国际化深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于政治关联与国际化广度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第四,总体上,相对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在母国已构建了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所实施的国际化战略更有可能带来公司绩效的提升。我们进一步发现,政治关联型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深度对企业短期经营状况的改善具有明显的作用;但长期而言,政治关联型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深度对公司的市场价值却并没有显著的提高。而在母国无政治关联型民营企业的业绩受到国际化广度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国际化深度对企业绩效却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民营企业在母国的政治关联对其国际化路径或模式选择具有显著的调节影响。     

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视角,通过对民营高科技企业315名高层管理者的问卷调查,探索了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战略变革前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跨界搜索在战略变革前瞻性和动态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且跨界搜索正向调节了动态能力在战略变革前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文化种群归类的中国企业出口对FDI带动效应研究

结合心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相关理论,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出口对生产性FDI的带动效应以及这种带动效应的文化差异性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市场上,中国企业出口对FDI产生显著的带动效应;在不同文化种群市场上,这种带动效应与其文化距离正相关。最后,描述了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特征,并提出了相关的管理含义。     

基于权威理论的家族企业家对企业的影响作用机理研究

以权威理论为基础,本文从科层权威、传统权威、报偿权威及超凡魅力权威四个构面分析了家族企业家的权威特征及其影响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家族企业家对企业的影响作用机理,解析了企业经营活动对家族企业家行为意志具有超强表达能力的根源。实证检验表明,问卷调查结果支持本文对家族企业家权威及其影响作用的分析和判断。     

基于GJR-GARCH的VaR模型及其在上海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针对风险价值VaR的一般参数方法都是对称的,其在处理非对称时间序列时存在着局限性,本文提出了非对称的VaR计算模型,并以上海证券市场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非对称的VaR计算模型优于对称的VaR计算模型。     

基于可能性理论的经营者业绩评价研究

对经营者进行客观公正的业绩评价,对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传统的经营者业绩评价体系与方法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本文在分析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经营者业绩评价体系,并利用可能性理论来处理指标量化问题,建立了能充分考虑各影响指标的经营者业绩评价模型,为设计具有激励作用的薪酬结构提供依据。     

基于过度自信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模型研究

本文以有关心理学理论为依据,建立数学模型研究委托人和代理人过高估计公司信息质量条件下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理论,并分析这种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最优补偿合同由两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和代理人在合同存续期内的努力工作成本;而次优补偿合同由四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努力工作成本、风险溢价和未预期到的意外收益.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公司信息方面的过度自信偏差都将提高代理成本、恶化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善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委托人自己首先要在公司信息问题上保持理性,其次是要雇佣在公司信息质量方面同样理性的代理人,使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都尽可能无偏地估计公司信息的信息价值.     

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研究

本文研究代理人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代理人的效益工资和委托人的监督成本都不为0时,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提高,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将随着代理人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减弱;当代理人没有效益工资时,代理人的过度自信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发挥作用.另外,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都将随着委托人监督成本的增大而降低,而且前者还将总是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和效益工资的增加而提高,后者虽然也将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的增加而提高,但并不总是随着代理人效益工资的增加而加强.     

基于MKM的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结构的研究

描述了市场营销知识管理(MKM)的概念,建立了基于MKM的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结构与关键技术,利用群体满意度模型提高了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有效性,分析了制约MGDSS有效使用的若干因素,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基于结构差异的智能建模方法研究

通过分析基于规则和基于事例推理两种建模方法的特点,提出了综合这两种方法优势的基于结构差异的建模方法,该方法使用树状结构实现问题的知识表示,使用基于事例推理的方法生成数学模型的主体部分,使用基于规则的方法生成模型的差异修改规则,用以指导模型主体部分的修改.基于这一方法实现了一个物流配送车辆调度的应用系统,验证了该方法对于数学模型的智能构建工作是有效的.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投资组合模型研究

本文在假设投资者风险厌恶、且其风险厌恶程度受其情绪影响的条件下,以投资者效用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建立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投资组合模型从理论上研究投资者情绪对投资组合结构及其收益-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投资者过度乐观时,其将通过银行借贷融资等方式购买超额风险资产;当投资者情绪处于相对理性状态时,其将合理分配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当投资者情绪处于悲观状态时,其将卖空风险资产。当投资者情绪处于过度乐观和相对理性状态时,投资组合预期超额收益与风险正相关;当投资者情绪处于悲观状态时,投资组合预期超额收益与风险负相关。论文研究结果修正了前人的相关研究结论,是对传统投资组合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Cost sharing on prices for games on graphs

Let \(N=\{1,\dots ,n\}\) be a set of customers who want to buy a single homogenous goods in market. Let \(q_i>0\) be the quantity that \(i\in N\) demands, \(q=(q_1,\dots ,q_n)\) and \(q_S=\sum _{i\in S}q_i\) for \(S\subseteq N\). If f(s) is a (increasing and concave) cost function, then it yields a cooperative game (N, f, q) by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v(S)=f(q_S)\) for \(S\subseteq N\). We now consider the way of taking packages of goods by customers and define a communication graph L on N, in which i and j are linked if they can take packages for each other. So if i and j are connected, then a package can be delivered from i to j by some intermediators. We thus admit any connected subset as a feasible coalition, and obtain a game (N, f, q, L) by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v_L(S)=\sum _{R\in S/L}f(q_R)\) for \(S\subseteq N\), where S / L is the family of induced components (maximal connected subset) in S. It is shown that there is an allocation (cost shares) \(x=(x_1,\dots ,x_n)\) from the core for the game (\(x_S\le v_L(S)\) for any \(S\subseteq N\)) such that x satisfies Component Efficiency and Ranking for Unit Prices. If f(s) and q satisfy some further condition, then there is an allocation x from the core such that x satisfies Component Efficiency, and \(x_i \le x_j\) and \(\frac{x_i}{q_i} \ge \frac{x_j}{q_j}\) if \(q_i \le q_j\) for i and j in the same component of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