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对屈赋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对曹植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使曹植生活明显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因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思想与作品便明显地呈现出一个对屈赋的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建安时期,这是曹植一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在建功立业、慷慨任气的整体气氛中,曹植的特殊身份使他的生活明显分为两部分:一是在邺都“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名都篇》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二是随父南北征战,其《失题》诗云,“皇考建世业,亲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这时期共创     

谈谈接受美学及其哲学基础

接受美学,作为一种研究文学接受和影响的新方法,作为现代文学理论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思潮,在当代美学史上已占一席重要的地位。正如美学先于文学理论一样,接受美学也先于文学学而出现。在美学理论中,很早就有着关于“接受”的思想:德国F·史雷格尔(1772—1829)在《论莱辛》一文中就曾提出“效果批评”的概念,注重一种直接导向接受史现代模式的批评“效果史”。1932年,E·茹尔茨提出要在读者身上进行分析,究竟“何种心灵状态和精神状态”使他特别容易接受某一作品。1957年,M·格莱茵纳尔指出,作品与接受者这一关系比作者与作品这一关系有更大的意义。     

读曹植作品序文发疑

通过对曹植作品现存的一部分序文的仔细解读,我们可以推测到曹植晚年确曾编定过自己的作品集.从<迁都赋序>中,我们可以准确了解曹植迁都的实际情况,并进而有助于深入地了解曹植的生活状况和创作动机,加深对曹植作品的理解.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古典诗歌文本的媒介作用

<正> 德国接受美学十分强调读者在接受过程的重要作用。认为读者自身对作品的感受理解决定作品的内容和价值。从接受主体的能动作用来看,接受理论显然有其正确性。在这方面,新批评由于过分看重作品内在技巧而不免有失偏颇。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在文本与读     

从曹丕对曹植的优待再审其兄弟关系

学术界对曹丕与曹植的关系误解甚深,进而导致对两人作品的误读。实际上,曹丕诛杀丁仪,主要是因其陷害忠良,又恐其为祸将来,并不是要翦除曹植党羽。黄初以后,曹丕未迫害曹植,反而屡次赦免其罪责,对其封赏优厚。争立太子事件历时短暂且曹植表现淡漠,并未主动参与,事件亦未造成兄弟关系的隔阂。而曹丕、曹植两人的文学作品也反映出其兄弟间相处融洽,关系较为稳定。重新审视两人关系,是正确解读其作品的必要准备工作。     

在期待视野的融合中透视文学的效果史——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研究

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读者为中心,在期待视野融合中朱透视文学的效果史。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类型,读者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确定,文学史的历时与共时研究,效果史与接受史的结合,显示出建构一种总体文学史的意向。它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具有着同过去一切文学史理论不同的全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对文学总体活动过程研究的新思路,实现了文学史研究方向的根本变化。     

1931～1990:沈从文情爱书写的效果历史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始,沈从文的情爱书写就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争议,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几经沉浮。如今,从作家和作品的角度研究沈从文的文章已数不胜数,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本论文另辟蹊径,从读者的角度,引入西方解释学文论中效果历史的概念,对八十年来沈从文的阅读理解史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展现了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沈从文情爱书写的接受情况。     

《拟邺中集诗》对曹植诗文的接受与解构

《拟邺中集诗》在语句、风格、开篇方式等方面多有模仿、借鉴曹植作品之处,显示谢灵运对曹作之熟悉与倾心。组诗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虚构了一场君臣尽欢的宴会,但隐含的忧生之嗟解构了虚拟的宾主之欢。灵运以曹植自比,借拟诗倾泻其幽愤之情。拟诗深蕴着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之深刻理解。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以及对曹植高才之向往,灵运突破魏晋以来对曹植其人其文之狭隘理解,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诗文中的忧生情绪,为解读曹植及其诗文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后世深入阐释曹植其人其文奠定了基础。     

戏曲作品中的李白形象研究

本文是对李白及其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原典之后的影响研究。李白的影响非止一端,戏曲文学的叙事技巧带来了较之传统诗文的表现更为汪洋恣肆的故事流传,戏曲作品受到审美创造者和接受群体———读者(听众)的制约也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时代意识。本文正是通过对后世戏曲中的李白题材作品全面系统的考证叙录,梳理其故事情节的渊源变化,反映出李白形象在后世的流传特点,从而揭示中国文化中李白接受史的内涵构成。     

木斋甄后研究的学术反思

木斋研究原本将曹植视为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当下则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全部古诗视为一个整体来审视,进一步察觉古诗中包含大量围绕恋情主题,并且带有女性口吻的作品,甄后的重要性因此浮现;曹植与甄后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深一层的开展。不论从彼此心理活动的逻辑层面出发,或从双方传情诗歌的史料考证出发,都肯定了部分古诗作品为甄后之作的可能性。     

论中国早期文学侍从的文学史意义——以二曹六子主从关系为中心

二曹六子主从关系构成了建安时期侍从文学的主体,与先秦两汉时代屈原、司马相如、鸿都门学文人等侍从文学不同,建安六子具有政治性削弱,娱乐性加强以及集体性的出现的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五言诗的出现,在中国早期侍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建安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分不开的。     

广昌孟戏民歌时调的美学书写方式与原生态特质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戏曲传播学、史料对比及美学等理论探讨广昌孟戏中民歌时凋的遗存与特质，着重分析了明清戏曲中遗存的民歌时凋元素问题，重点对明万历以后流行的《驻云飞》、《山坡羊》、《锁南枝》、《傍妆台》、《寄生草》等时调，以及清与近代的小曲《夫妻观灯》等六支民歌时调的曲牌音乐体系进行了考辨分析，以冀解读明清地方戏曲民歌时调的遗存与特质。     

中古汉语与三曹作品研究综述

中古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上古汉语,下启近代汉语,从词汇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古词汇能够体现出上古词汇演变的情况,也能为近代新词新义的出现提供来源。然而在词汇学领域,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最为薄弱,既没有上古词汇研究那样源远流长的历史,也没有近代汉语词汇的厚积薄发。近三十年来,中古词汇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论著,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断代研究,由于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几部书上,专书研究也仍然有很多空白。在这一情况下,从词汇学角度对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作品的研究就体现出了它的价值。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     

王夫之文史批评关系探微

从两组概念———“理、事、情”和“情、理、气”切入,讨论船山历史批评中的诗学内容,以及其史论与诗论在概念运用及思想方法上的相通性,可以发现:“理、事、情”和“情、理、气”是代表船山历史批评与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概念,二者相通处显示船山思想方法的层次性,其相异处则显示出史与诗的区别。     

论曹植神仙方术观的分期与特征

学界基本是以曹丕称帝为界,把曹植的神仙方术观分前后两个时期分析,这是不准确的。以216年为界,以192年—216年为前期,217年—232年为后期,曹植前期对神仙方术等问题的观点基本是对外表现出反对或否定的态度,同时又在文化层面上对此社会文化思潮认可。后期因个人人生的巨变,各具特征,从前期隐性层面的认可转变为显性层面的归依与创作实践,两个时期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动态体系。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署名张衡《同声歌》真伪考辨

自六朝以降,学者普遍认为《同声歌》为张衡所作,或托于君臣美人兴寄说,或言此为张衡突破汉代经术藩篱的爱情诗,观看《同声歌》之诗文,内容行文露骨,描述一位女子初为新妇的艳情诗作,然而考就两汉道德束缚与张衡性格操守,此诗不大可能为东汉之人所作,亦不可能出于张衡之手。近来宇文所安与木斋先生,对古诗之作者与创作年代皆提出怀疑之新说,此诗应为甄后写给曹植的情诗,而此诗最有可能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东征孙吴之期。     

才情隐显与政治对话——曹丕曹植同题赋同题史论比较

在对曹丕曹植同题赋的比较中,曹植的个体情志显现较突出,曹丕则比较模糊。在同题史论中,曹丕曹植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且这种史论已成为言志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