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是一国的战略性稀缺资源。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影响经济。金融资源配置如何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增长。本文探讨了金融资源总量及其增量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经济增长状态;金融资源的单一配置结构,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资源总量不足,影响区域经济结构失衡;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影响区域经济结构失衡;高投资态势既是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首要原因,也是吸纳金融资源的主要手段;企业组织是经济增长和金融资源配置的复式平台;民间资本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金融资源配置力量,并相当程度地制约和影响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格局及区域经济增长态势等七个方面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十点对策建议。     

金融资源配置、所有制结构与企业绩效

以往的研究认为,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实现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绩效提高的重要前提。在中国,由于长期坚持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国有银行往往承担着信贷资源配置主体的角色,加上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关联关系,企业所有制结构成为银行信贷的重要考虑因素,影响着资源配置和企业绩效。为了探讨金融资源配置和企业所有制结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文章利用2007-2016年1054家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金融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倒U型"关系,当前我国信贷市场上存在的所有制偏好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没有达到最优。这意味着,信贷市场存在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且长期的负面影响。为此,我国应积极创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哲学思考

在金融日益"脱实向虚"的背景下,重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从金融本源与归宿的哲学视角,揭示金融来源于实体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最终回归实体经济的本质过程。现代金融以其资源本身和资源配置机制的独特功能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金融发展过度偏离实体经济,将会导致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因此,为实现经济金融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必须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原则不动摇。     

我国商业信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与强制性特征——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商业信用的资源再配置假说认为,商业信用可实现银行信贷资金的再配置,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商业信用的资源配置效应以及恶意拖欠基础上的强制性信用特征进行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获取更多银行信贷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不仅未能提供更多商业信用,反而获取了更多商业信用,而市场势力的存在可能是导致这一配置结果的扭曲性因素;拥有更多应收账款的企业倾向于扩大应付账款规模,从而使企业间债务关系呈现出较强的"三角债"趋势。此外,与出口企业相比,产品内销企业在商业信用的供给中面临着更多的坏账损失风险。这说明我国商业信用的产生具有显著的恶意拖欠特征与违约风险。我国的商业信用不仅未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反而增大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和运行风险。     

股权集中度、地区差异与企业金融化

针对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出现"脱实向虚"的现状,基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选取沪深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存在的地区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所处地区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正U型关系;将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正U型关系只在我国东部地区存在,而在中西部地区股权越集中就越能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因此,虽然适度的股权集中度会抑制企业金融化,但是在进行金融化治理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制度环境优势,摒弃金融资源聚集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挤压;西部地区应加强制度环境的建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稀缺要素,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采用2001-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动力因素;(2)金融资源配置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间接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即全要素生产率是金融资源配置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渠道;(3)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这种直接作用和间接传导在区域内和区域间都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既可以推动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能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这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向高水平收敛。基于此,提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信贷资源配置与我国经济发展平稳性

银行信贷扭曲和配置不当会降低经济发展的平稳性。运用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包含产出稳定、物价稳定、就业稳定、资源耗费与生态环境稳定改善的经济发展平稳性综合指数。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测度了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差异对我国经济发展平稳性的影响。研究得出：信贷配置扭曲与经济发展平稳性呈负相关关系,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差异与经济发展平稳性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差异程度存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区间,低于该区间下限时,随着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差异程度的增加,经济发展平稳性不断改善;达到这个水平区间时,经济发展平稳性处于最佳状态;超过该区间上限时,经济发展平稳性不断降低。     

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来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激发实体经济市场活力,处理好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通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企业金融化—创新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与“企业金融化—人力资本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以及非四大审计的上市企业分组中上述抑制性关系更加显著。本文在首次提出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概念的基础上,阐明了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理,为合理引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重振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参考。     

促进还是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运用我国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对于不同产权性质、规模的企业以及处于不同融资约束状况下,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异质性;传导渠道检验表明,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会挤出流动性供给,进而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政府补贴程度在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不应该盲目投资金融资产,应当积极探索金融资产配置最优水平的存在,预防过度金融化隐患。     

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能够降低财务风险吗?

近年来,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许多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引发了一系列风险问题.基于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对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会加剧财务风险;特别是对高财务风险和主业具有竞争优势的实体企业,这种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在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与财务风险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产品的流动性水平不同,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均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应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引导经济"脱虚入实"的相关政策;企业应聚焦主业,着力发挥金融服务于主业的积极作用.     

新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新疆地区1992-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发现新疆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新疆长期的经济增长。     

金融摩擦视角下的动能优化研究——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Hansen门槛效应模型,选取2013-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将金融摩擦引入动能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1)内外源性金融摩擦对动能的发展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跨越门槛值后,内外源性金融摩擦对于动能反应的灵敏度均显著增加。(2)内源性金融摩擦中的投资占比与现金流量对于动能具有促进作用,而企业权益乘数对动能的影响具有显著负向作用。(3)外源性金融摩擦中的存贷款占比、贷款拨备率以及不良贷款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金融机构净资产收益率具有单门槛效应。进一步得出,单纯依靠金融机构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效果并不明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动能: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化企业的投资结构与所有权结构;另一方面调整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以及贷款拨备率等。     

FDI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一带一路"视角下,以1985年到2016年新疆实际利用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和新疆地区GDP作为数据资源,通过实证分析,归纳新疆利用FDI的主要特点,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新疆如何在"一带一路"政策下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结果表明,FDI与新疆GDP增长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在两者关系上,新疆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而不是FDI促进了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是新疆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加速了外资的流入.     

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偏差:县域银行贷款业务萎缩--对新民市等银行信贷业务现状的调查研究

本文通过对沈阳市所辖的新民(县级市)、辽宁、法库、康平四县(市)10年来银行信贷业务的调研,明显地感悟到:县域金融业务萎缩趋势明显。如果不深入研究货币政策在县域经济层面的传导问题,眼睛只盯在大集团、大企业、大项目上,那么,中央的货币政策就极有可能在县域经济的层面上被"腰斩"。中国农村现代化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金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应该大有作为,解决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是一个极具重大意义的现实问题。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固定窗口DEA-Malmquist指数,全面测评2004-2017年中国30个主要省市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效率水平及其分解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技术效率指数(TE)和技术进步指数(TP).通过面板Tobit模型分析发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整体效率水平.当前金融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匹配度,抑制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进步的效率水平,但长期看应具有优化作用.通过省级数据的时空演化分析发现,东部地区金融有效发挥了促进技术进步的功能;而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更加突出.因此,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水平要在尊重各区域产业结构和禀赋特征基础上,以引导技术进步、改善融资结构、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为主,促进实体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收入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前后,金融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当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才开始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市场化建设为"双重门槛"效应提供了解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而以人才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资源错配并未显著影响上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而在高收入地区,要敢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交给市场.上述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基于全面预算管理的高校资源优化配置机制设计研究

将高校资源分配过程划分为宏观、中观及微观等三个层面的分配。以政府、社会资源作为外部环境因素,将学校下属单位和部门资源配置作为学校整体资源配置的重要方面,从学校的角度对高校资源中的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特别是财力资源)中观及微观层面的配置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下的高校资源优化配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需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对高校资源优化配置中的机制进行了设计,并提出了优化配置的具体方式———全面预算管理,以及相应的保障措施。     

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综述

资本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投资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随着金融业迅速发展和金融资本向区域中心汇聚,改善融资约束,促进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是突破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之一。文章对金融集聚的概念和测度、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和实际效应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期为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的研究提供规范和实证分析的经验。金融集聚的测度可选择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从金融机构数量、金融资产规模、金融从业者数量、金融市场成熟度、金融业运行情况等层面构建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金融集聚既是金融业的功能强化和效用升级,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的基本功能为企业融资提供服务;又是金融业的集聚,可通过集聚效应来提升金融系统的融资分配效率:均为通过增加可用资本总额和改善融资环境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研发及管理能力提升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与理论机制大体一致,实际效应也显示金融集聚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中小民营企业并不能同等享受金融集聚的增长效应,这也为深化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何种组态有助于提升省域企业孵化网络资源配置效率——基于fsQCA的结构与环境因素匹配分析

我国各省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在实践进程中暴露出一系列资源配置不均衡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创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省域企业孵化网络资源配置的二阶段效率评价模型并完成效率测算;基于组态理论探索网络结构与区域环境的高资源配置效率匹配路径。研究发现：（1）省域企业孵化网络资源配置效率整体不高且呈波动下降趋势。（2） 7种组态有助于孵化网络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现阶段扩大网络规模是效率提升的普适性手段。（3）在创新力强的经济发达省份,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势呈替代关系;在不具备经济和地理区位优势的省份,网络密度的提升能帮助节点组织拓展资源共享渠道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基于中观和宏观视角,为我国省域企业孵化网络资源配置工作的优化提供了政策建议。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