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研究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成为当前我国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小额信贷发展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我国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小额信贷”的理解存在偏差,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速度快,存在“目标偏移”的倾向,社会资金的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脱节.指出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协调发展,为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在路径选择上应该注重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培育.提出从开展社会绩效评价、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实现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     

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普惠逻辑,使用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发现,数字化金融普惠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维度与功能间具有异质性,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信贷缩小差距显著,而小额理财、小额投资、信用服务等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限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0.862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亦然。由此提出通过农村数字化转型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优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普惠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城镇化的对接等政策性建议。     

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7

基于山东省1978[-2007年的统计数据,对整体金融发展以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山东省的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从短期看,山东省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为此,应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发展小额信贷,促进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竞争互补,以及防止农村金融资源的进一步流失等措施,引导金融业均衡发展,发挥其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小额贷款公司有助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吗?——来自山东省的证据

无风险利率的连续下行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持续高企形成了鲜明悖论,社会融资成本成为近期各界关注的焦点。在直接融资渠道不畅的条件下,"三农"及小微企业面临更为不利的信贷风险溢价。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关键环节,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旨在改善金融排斥状况、促进"三农"及小微企业的发展。自2008年我国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和规模均实现了迅速扩张,但是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方面的社会绩效尚且缺乏基于实证角度的考察。通过研究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经营数据和社会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资产规模、降低贷款利率、调整贷款结构等都会对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带来积极影响。     

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阐释普惠金融减贫机理、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普惠金融减贫绩效对推进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服务对象的拓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并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保险产品的普遍应用提升“因病致穷”等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金融产品成本的削减增强农民使用金融产品的意愿和能力等途径减缓农村贫困。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其综合指数、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的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349、0.284和0.510提升到2014年的0.850、0.898和0.727。在1%置信水平上,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广度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农村贫困率分别下降0.151和0.122个百分点,普惠金融深度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可通过加快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等措施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发展普惠金融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从金融服务便捷度、金融服务参与度、金融服务质量三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构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模型评价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及西藏除外)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并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北京、上海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优势明显,而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相对较低;进一步通过聚类分析将30个省(市、自治区)按照发展水平划分为普惠金融发展较高、一般、较低等三类地区。我国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加大扶持力度、鼓励服务创新等方面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内在逻辑

介绍了普惠金融的起源,总结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普惠金融发展与减缓贫困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利用指数平滑法建立了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家庭收入差距影响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贫困地区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金融机构都会设置很高的信贷门槛,未享受金融服务的贫困家庭容易陷入"贫困陷阱"。政府应通过宏观调控完善贫困地区信贷市场,建立普惠金融体系,降低贫困农户的信贷门槛,使更多的贫困家庭获得信贷的机会。     

基于地区数据的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发展普惠金融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四川省为此推出了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此背景下,测度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度、深化度、互联网金融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并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赋权,计算得出四川省各地市的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发现：虽然四川省各地市普惠金融指数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在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差异化普惠金融政策、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营造普惠金融文化环境等措施,积极缩小各地市的差距,推进各地区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普惠金融对福建省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自联合国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以来,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福建省依山傍海,自然资源丰富,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是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明显,许多金融资源都集中在较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则无法获得较完善的金融服务.以Sarma提出的IFI指数理论为基础,构建福建省2005-2019年的普惠金融指数,得出福建省普惠金融目前处于较高水平,在测度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后,建立福建省2005-2019年福建省农村发展的经济指标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得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有显著影响,即发展普惠金融会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     

普惠金融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基于政策执行能力、产品供给能力、信用征集能力、服务高效能力和金融创新能力等5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综合赋权法对2013—2020年安徽省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发展指数的变化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安徽省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各维度的发展指数均位于0和0.25之间,属于低水平;安徽省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发展指数位于0.3和0.6之间,属于较低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升政策执行能力、产品供给能力、信用征集能力、服务高效能力和金融创新能力等,以期促进普惠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     

小额信贷机构使命偏移研究述评

小额信贷机构以扶贫和服务低收入群体为社会目标,随着商业化趋势的不断演进,小额信贷机构为了实现自身财务的可持续发展,出现使命偏移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小额信贷机构使命偏移的相关研究,认为单纯以平均贷款额度作为衡量指标不够完善,需要完善衡量指标;小额信贷商业化、机构规模扩张和贫困人群自我排除等则是小额信贷机构出现使命偏移的主要原因,在总结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完善机构治理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和加强社会绩效管理等能够有效治理使命偏移问题。结合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现实背景,认为避免小额信贷“使命偏移”是真正实现普惠金融的关键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未来深入研究的重点。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

普惠金融的发展，让社会各阶层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进而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较大，为剖析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扶贫效应模型和推算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全国31个省的相关数据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实证检验，阐释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贫富差距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缺乏可持续性且存在地区差异。对此，提出我国应当从完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服务和创新服务工具等入手，不断扩大普惠金融对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正面影响效应。     

我国成长链金融发展约束、前景与营运推广

随着金融改革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城乡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成长链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可以很好地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目前仅是一种金融服务理念的推出,有待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营运推广。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信贷规模与可支配收入、消费水平以及人口数量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信贷规模扩大的影响最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对信贷规模扩张具有拉动作用,但我国信贷规模对其本身的作用又是正负交错的。在营运推广的过程中,成长链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创新,采用互联网金融模式、构建统一权威的信用体系及实施多元化经营策略等方式,有助于成长链金融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与异质性特征

基于企业微观经济效应和规模调节效应的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普惠性，并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究竟惠及了哪些企业。通过匹配上市公司及国内337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的普惠效应在企业中得到积极体现，这种普惠效应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贷款的可得性以及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减小而逐渐增强，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房地产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等普惠性较小，但是对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的普惠性更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区域均存在普惠效应，但却呈现西强中弱的态势。     

农村小额信贷模式的比较法研究

针对农村小额贷款模式问题,指出格莱珉模式虽然是世界上运作最为成功的小额信贷,但由于国情的巨大藩篱,该模式中的一些具体操作技术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小额信贷实践所遭遇的困顿。因此,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检讨我国移植该模式的现实土壤及借鉴该模式所面临的困境,有利于把小额信贷的制度创新契合于城乡金融统筹发展的进程之中,进而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探寻中国农村小额信贷模式的独特发展路径。     

普惠金融视角下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模式研究

作为从事金融服务的微型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对实现我国普惠金融目标有重要作用,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当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手段不健全,直接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前景。国际上存在审慎监管和非审慎监管两种模式;小额贷款公司是"只贷不存"的微型金融组织,更加适合采取非审慎监管模式,同时还应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监管体系,发挥行业自律监管作用。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借款人权益保护研究

虽然我国农村小额信贷还处于发展的初期,但是发展的速度却很快。当前我国仍处于政治和经济的转轨期,小额信贷的发展自然也显现出或多或少的政府主导意味,中央政府赋予农村小额信贷机构一些政治功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现如今,小额贷款机构已被看作繁荣农村经济的发动机和维持农村稳定的减压器。因此,国家立法十分注重对小额信贷机构的保护,对借款人权益的保护却经常被忽视,借款人权益保护规范缺失的状态有待改善。随着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不断发展,小额信贷借款人权益保护机制的欠缺已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借款人权益保护概况的分析,提出构建完善的农村小额信贷借款人权益保护体系的构想,旨在为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尽可能地帮助小额信贷借款人维护自身权益。     

普惠金融视角下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模式研究

作为从事金融服务的微型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对实现我国普惠金融目标有重要作用,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当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手段不健全,直接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前景。国际上存在审慎监管和非审慎监管两种模式;小额贷款公司是“只贷不存”的微型金融组织,更加适合采取非审慎监管模式,同时还应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监管体系,发挥行业自律监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