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公司能服务普惠金融发展吗?——来自山东省的证据

普惠金融旨在通过解决金融排斥问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小额信贷业务作为普惠金融制度的一项基础环节,在经历了最初的快速发展后面临制度瓶颈。关于小额信贷机构的社会绩效及其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需要根据现实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小额贷款公司能否服务普惠金融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借鉴联合国构建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思想,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编制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以山东省为样本地区,对山东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小额信贷机构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小额贷款公司通过扩大规模、提高内部经营水平、增加贷款规模等措施都能够对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规模、提高对"三农"的支持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覆盖水平;降低贷款利率、提高短期贷款占比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使用成本。     

小额信贷机构使命偏移研究述评

小额信贷机构以扶贫和服务低收入群体为社会目标,随着商业化趋势的不断演进,小额信贷机构为了实现自身财务的可持续发展,出现使命偏移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小额信贷机构使命偏移的相关研究,认为单纯以平均贷款额度作为衡量指标不够完善,需要完善衡量指标;小额信贷商业化、机构规模扩张和贫困人群自我排除等则是小额信贷机构出现使命偏移的主要原因,在总结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完善机构治理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和加强社会绩效管理等能够有效治理使命偏移问题。结合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现实背景,认为避免小额信贷“使命偏移”是真正实现普惠金融的关键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未来深入研究的重点。     

基于Logit法的我国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信用风险评分模型构建研究

小额贷款公司伴随我国农村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应运而生,在扶持低收入群体、支持农村金融发展、实现小康社会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逐渐形成适应我国“三农”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新方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特殊性信用风险问题日益浮出水面,严重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通过LOGIT模型的构建,展开实证分析,有效评估信用风险,预测未来风险,针对评估结果对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管理提出建议,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发展,以更好的姿态支持我国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与完善。     

贫困地区小额信贷的运行绩效

基于西北5省33县的宏观经济金融数据以及127家小额信贷机构2010-2013年财务数据,评价了贫困县的小额信贷运行绩效。既有研究缺乏对欠发达省份贫困县小额信贷机构运行绩效的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农村金融机构存在明显的目标客户偏移,而贫困县农户（尤其是特困户）面临的金融排斥最为严重;贫困县小额信贷服务机构的盈利性受到影响,但是存在提升的空间,并且盈利能力也在增强;小额信贷服务机构的盈利性与扶贫目标之间不存在权衡关系,而仅与机构类型、省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由此,开展金融创新,提高扶贫业务的目标瞄准率,是贫困地区小额信贷扶贫政策调整的方向。     

普惠性金融体系下中国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研究分析

文章从中国中西部地区5省1市9个不同类型的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现状的实地调查资料入手,将机构纳入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之下进行分析,重点考察了机构的经营绩效、基本情况、业务发展等内容.研究发现:小额信贷机构作为一种金融组织创新以及自身特点体现了金融改革的目标和发展方向,呈现出多种组织形式、多元投资主体、多样化市场格局的发展趋势,这对于增加农村金融供给、解决农民贷款难等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政策措施和制度设计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另外,政策监管、法律保障、政府扶持、自身管理以及农户自身信用意识和市场观念的培育,也是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     

普惠金融视角下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模式研究

作为从事金融服务的微型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对实现我国普惠金融目标有重要作用,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当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手段不健全,直接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前景。国际上存在审慎监管和非审慎监管两种模式;小额贷款公司是"只贷不存"的微型金融组织,更加适合采取非审慎监管模式,同时还应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监管体系,发挥行业自律监管作用。     

普惠金融视角下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模式研究

作为从事金融服务的微型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对实现我国普惠金融目标有重要作用,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当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手段不健全,直接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前景。国际上存在审慎监管和非审慎监管两种模式;小额贷款公司是“只贷不存”的微型金融组织,更加适合采取非审慎监管模式,同时还应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监管体系,发挥行业自律监管作用。     

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探讨:小额信贷的角度

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引起极大重视,成为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相比银行信贷、基金、证券等主流金融领域,小额信贷以农村低收入群体为服务对象,消费者的信贷权益更易受到侵害,国际小额信贷市场频发信用危机。我国应吸取部分国家小额信贷危机的教训,培养小额信贷机构的自我发展能力,坚持扶贫的社会责任底线,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并着重做好金融风险的教育工作,促进农村金融和小额信贷健康发展。     

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问题与建议

一、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概述及发展状况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重要的小额信贷机构,是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公司法人[1].其主要的服务对象为广大工商个体户、三农、中小企业,具有扶贫的功能.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合理地将一些民间资本集中了起来,规范了民间借贷市场,有效地解决了工商个体户、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然而其在成长与运行中面临着许多问题,影响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屏南小额农户贷款模式的检视

小额农户贷款是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金融工具。通过对福建省屏南县小额农户贷款模式的调查发现,屏南县通过创建信用建设促进会和＂三三一＂农村金融服务平台并以此为抓手对小额农贷的工作流程进行优化改良,从而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小额农户贷款屏南模式的特色和经验主要有：构建小额农户贷款的原则;建立＂三农＂信息数据库;创建农村信用建设促进会,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强化政府部门的引导、组织和服务职能;扶持和鼓励担保中介组织的发展,开拓新的担保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明确统一目标,保障服务＂三农＂的大方向,并为此提供综合服务。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具备双重门槛特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位于第一门槛值(2.916 1)和第二门槛值(5.735 7)之间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影响作用最弱,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截至2018年,全国有8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跨越第二门槛值,其中有6个为东部沿海省份。由此可见,我国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不均衡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加大各地区普惠金融实施力度,有效提升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第二,根据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实施有差别的普惠金融策略,提升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三,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相应体制机制;第四,建立智能化风控体系,构建普惠金融监管机制,有效防范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风险。     

从尤努斯模式看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效率问题

农村小额信贷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但农村小额信贷管理的不规范,经营的不规范,严重影响农村小额信贷的效率.特别是对照尤努斯模式,我国的农村小额信贷无论从政府监管的效率,还是从小额信贷机构支农效率,农户资金的使用效率来看,都与尤努斯模式存在一定的差距,农村小额信贷效率略显低下.因此,应该采用符合农村小额信贷监管模式,营造标准规范的企业运行机制,建立有效的农户信用评级制度,以提高农村小额信贷的效率.     

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来自1 867个县（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来自中国1 867个县(市)的数据为依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的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增长;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西部地区不显著,东部地区不存在效率损失。就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生产率增长提出了继续深化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加金融资源在中西部的投入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由农业大国转型为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问题突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并测度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约提高0.08%,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东西部差距约缩小0.15%;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侧存在由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所带来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需求侧存在由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部分中介效应;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性。以数字普惠金融促农业农村金融供需适配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未来可进一步补齐农村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短板,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加快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超像素分割的本色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个体的相对剥夺状况,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缓解了融资约束、并促使家庭社会资本拓展。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存在城乡群体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因此,让数字赋能扶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     

农村微型金融发展政策规制研究

农村微型金融发展对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我国统筹城乡建设,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基于农村微型金融发展现状,其发展必须贯彻公益性、商业性和社会性平衡理念,不能偏离保障农民生存权、发展权的法理基础,准确定位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完善相应的政策法律制度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建立健全自身的治理结构体系。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偏差及对策研究

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过程出现了偏差，目标偏移问题比较普遍。设立机构的动机存在误差、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缺乏全国统一的评价体系、金融监管框架不一、内控机制不够健全等因素造成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布局不合理、支农目标偏移、过于商业化以及违规经营频繁等发展偏差。因此，要从明确法律地位，合理规划布局，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完善监管体系等方面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