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比较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世代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了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特征、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群体内部来看,不管是新生代还是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比例达到2/3,表明与同代群体相比,大部分农民工就业都比较稳定,但将两代群体进行比较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略差于老一代.年龄、教育、婚姻、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子女数等因素造成两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状况的差异.     

“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择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利用10省(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运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即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常联系朋友数、兄弟姐妹数、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及工资制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风险意识、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数、工作经验以及工资制度是影响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卫计委对重庆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项目数据,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探讨了重庆市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第一,在个体因素方面,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对其流动人口住房选择有显著性影响;第二,在流动因素方面,流动范围、流动原因对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有显著性影响;第三,在就业因素方面,收入、在本地连续工作的时间、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对其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有显著性影响;第四,在社会融入因素方面,迁移意愿、自身评价、语言媒介对其流动人口住房选择有显著性影响.     

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研究——基于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

本文利用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半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未来5～10年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值为8.35万元,相对于目前年工资收入期望增长1.31倍,在户籍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群组差异.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目前年工资收入、职业层级、就业企业性质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性别、婚姻状况和就业企业性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职业层级和家庭人口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目前年工资收入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农民工储蓄与消费动因及效应实证分析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其储蓄和消费总量巨大,已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对成都市中小企业中的异地务工农民工问卷调查基础上,通过统计和探索性分析等方法,发现:(1)农民工的结余资金主要流向务工地储蓄和汇款回家,而汇款回家的主要意图又分别为赡养老人、子女教育、更新家庭用具和建新房;(2)对农民工储蓄水平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收入、在本地工作的工龄和年龄,而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消费水平的最大影响因素.     

性别视角的农民工收入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根据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从性别视角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女农民工月收入、每小时工资、收入层次分布均低于男农民工;女农民工月收入不存在代际差异和文化程度差异;第一代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从事相同职业的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女农民工每小时收入的主要有工作、生活负担和社会因素,农民工自身因素仅对男农民工收入有影响。     

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993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8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993份样本数据,研究了上海市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职业资格证书拥有情况以及工作经验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比未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收入高;男性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要显著高于女性;有配偶农民工的收入要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年龄与收入呈“∩”曲线变化。基于结论,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第二,应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第三,要消除企业制度和社会观念中对农民工性别的歧视。     

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以北京市建筑业为例

通过对北京市建筑业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建筑业农民工以中青年男性劳动力为主，且收入水平较低，掌握技能的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另外，通过建筑业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依据数据初步建立了模型，在经过一系列的检验修正与再估计后，确定了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模型。文章研究结论是建筑业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农民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掌握技能，并提出了加大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等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乐区的调查数据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利于减少企业运营成本,深化企业人力资源的整合。本文运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月工资收入、是否拖欠工资、工作时长、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经验、职业技能掌握情况、择业机会识别、职业发展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显著性影响。基于以上改革背景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与建议,以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规模巨大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的住房问题日趋突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以问卷形式获取相关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南京市农民工廉租房需求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人口数、月平均收入、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主要结论：家庭人口数越多,月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对廉租房的需求度更强烈;农民工对廉租房的需求度与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存在相反的关系。     

人力资本与就业状况对农民工信贷需求、途径的影响

基于宁波市农民工金融行为问卷调查的数据,从人力资本、就业状况视角对农民工信贷需求、途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累计务工年限和就业方式对农民工信贷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农民工信贷需求不具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累计务工年限和收入对农民工正规信贷途径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农民工正规信贷途径不具有显著影响。在对结果进行解释之后,提出了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稳定性及影响因素——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间长短为观察变量,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著。农民工年龄每增加1岁,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5.6%;已婚农民工较未婚农民工退出风险减少40.2%;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极显著的负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延长1年,退出风险降低17.8%。农民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工作环境影响显著,人均纯收入越高,自评劳动强度越"小",自评技术能力越"好",与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购买社会保险、接受劳动培训的机会越多,退出风险越低。     

产业转型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为例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出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逆向流动趋势日益明显。通过对江西回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产业转型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部分回流农民工对返乡就业持满意态度;其中,务工收入、政府就业政策宣传满意度、家乡经济发展速度等因素对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影响最大,性别、年龄、是否城镇户口、家庭中16岁以下人口数、单位性质、上班交通时间、到政府推荐的企业就业意愿等因素对回流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文化程度对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没有明显影响。最后,从农民工、企业及政府3个角度提出了提高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使用、技能异质性与劳动收入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使用已经逐渐成为劳动者的日常行为,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2sls等模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与劳动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有互联网使用行为可以使个体劳动收入增加45.5%,加入就业身份、户口性质等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技能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低技能群体的收入补偿效应更大,互联网使用使得低技能群体劳动收入显著增加53.6%,但是对中高技能群体的影响不显著。(3)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总体和低技能群体的工作效率,以及降低总体和中高技能群体的工作搜寻成本的方式影响劳动收入。有鉴于此,政府应当降低数字化门槛,更大规模普及互联网的使用;利用互联网搭建更好的就业信息平台,把数字技能纳入就业培训体系。     

中国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工婚姻状况对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2015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做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通过非参数统计方法和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四个城市生活和工作压力造成了农民工初婚年龄相对其他城市较大;(2)受教育程度、收入、支出等因素与初婚年龄均呈正相关性,同时女性农民工初婚年龄略早于男性;(3)四个城市对于农民工初婚年龄影响因素略微存在差异,反映出地理位置差异对农民工自身生活存在一定影响.提高农民工婚姻质量,需要有关部门推出相应政策加强引导,同时也需要社会的关心与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失地农民雇佣就业、自主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州市高新区东渚镇的调查

论文基于苏州市高新区东渚镇的调研数据,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实证分析失地农民雇佣就业、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再就业培训、家庭非农劳动收入等对失地农民就业,包括被雇佣和自主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拆迁收入等变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适量的拆迁补偿相对而言能够促进失地农民的创业活动.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就业培训体系、社会保障体制、扶持失地农民创业及探索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金发放模式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