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论胡炳文对朱熹《周易本义》的推明与发挥

胡炳文是元代易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此书在总体致思路向上以朱子易学为宗,是提升和补益朱子易学思想的一部力作。在诠释内容上,《通释》对《周易》一些范畴的独创性诠解,对《周易本义》诸多诠解的延伸性说明,成为朱子易学解释的有益扩充;在诠释方法上,《通释》以卦与卦之间相比照、经与经之间相参照等多重诠释视角,拓展了朱熹的解《易》理路。在思想主旨上,《通释》发挥朱熹的理本论,运用政治发展与人伦日用中的诸多现象说明《周易本义》所强调的中、正、时、慎等义,对朱子的易学思想作出了一定的理论提升。     

朱陆经学之别

朱熹、陆九渊在治经学上存在着基本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朱熹遍注群经,陆九渊则轻视经典;在易学之太极说、阴阳说方面,在《古文尚书》"十六字心传"方面,朱陆双方均存在着差异。朱陆经学之别,正是其理学思想各自不同的表现。     

蔡元定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继承与阐释

蔡元定基于邵雍先天易学既有象数模式与图式展开的诠释, 重在正面理解与阐释。 他作 《皇极 经世指要》, 指出邵雍先天易学源于 “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 并以 “六十四卦方数图” 阐释该图中的先天 学, 以 “经世衍易图” “经世天地四象图” 阐释先天学之太极观念, 又以 “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 与 “经世 四象体用之数图” 概括先天学。 他的阐释与朱熹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疏解、 发挥有明显的不同。 他的见解推动 了先天易学在学术史上的流传, 同时也驳正了后人对先天易学的诸种曲解与误读。     

魏了翁研《易》历程考

魏了翁从小学习《周易》,逐渐接受理学易,并继承朱熹,形成象数义理并重的易学观。他在靖州谪居期间,以道贵自得、学宗程朱为旨,汇集前人《易》著,编纂成《周易要义》及《周易集义》两书,总结前代及当代易学,在学术史上颇有影响。     

兼容并蓄之路:《虞氏易言》在易学史上的意义

在乾嘉年间象数易的极盛时代,以象数易研究丰硕成果享誉学界的张惠言,以极大的理论勇气,超出门户陋见,按义理派的解经路线写出《虞氏易言》一书.该书不用象数学的一例一言,却吸收、运用了它的成果,深刻阐释卦爻辞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人生哲理.它并不否定象数学,实则与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张氏以此书倡导兼综并蓄的易学新方向,对于清代后期易学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南宋时代,朱熹曾经把象数、义理两派理论融为一体,大大推动了易学的进步.数百年后,张氏沿着他的路线,将易学主潮从象数易再度拉向融合之路,在易学史上同样功不可没.     

伊川先生的《周易》观

程颐继承了先秦儒家《易传》的《周易》观,认为《周易》是一部讲思想的著作,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认识事物的变化法则,并以其所著《易传》创造了义理易学的巅峰。朱熹对程氏的《周易》观加以批评,力主《周易》为卜筮之书说,在易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他在这种《周易》观指导下完成的《周易本义》,受到王夫之等有识之士的深刻批判。易学史证明,以学弘道,承传《周易》的哲学智慧和健康的人文精神,应是易学研究的主题。     

朱熹理学心性观与太极阴阳说之关系探微

从理学角度讨论了"性即理"命题,分析了易学之"太极即理"说,探讨了心性论与太极阴阳的关系,认为"太极即性,阴阳即气"反映出朱熹理学心性论与易学太极阴阳范畴之间是贯通的。     

底本之信:《周易》在西方传播评要

古来中国关于《周易》的注本数百千种,所作解释千差万别。西方人要想有一个好的《周易》译本,首先须有一个好的中国《周易》注本作为底本。选择什么样的注本,便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理解,这便提出了一个“底本之信”的问题。明清时期的官方易学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宗的。然黄宗羲、顾炎武、皮锡瑞等清代大儒都认为《周易》最好的注本是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周易本义》则存在严重的迷思,特别是关于易图学（包括《河图》《洛书》《先天图》等）的迷思。明末以后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尊重当时官学意见,翻译《周易》基本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底本的,因而朱熹易学关于《周易》的迷思便也不知不觉地传播到了西方。     

20世纪朱熹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的朱熹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文道观、《诗经》学和《楚辞》的研究方面,从总体的研究趋势来看,人们渐渐改变了对朱熹的文学思想的偏见,注意到他对文学的重视,并对朱熹关于文学的艺术性的论述有所揭示,间又涉及到朱熹的艺术理论的探讨,但在朱熹的文学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新解——从文本出发

为更好的研究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拓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认识,选择从文本（包括经典文本作者）出发的角度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进行研究,并从五个方面进行挖掘整理、概括总结：分析句读、字词训诂、篇章结构、文献典籍、文本作者（圣贤原意）。从文本角度分析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具有更好的借鉴意义。     

屈原的“忠”与“过”——谈朱熹眼中的屈原

怎样评价屈原，一直是楚辞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在《楚辞集注》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结合朱熹的“中庸”思想与其观人之法，深入剖析他从批屈之过，到赞屈之忠的独特思考方式，着力展现朱熹之论与前人之论的异同，既肯定其思想的闪光点，又揭示其局限性。     

史学之功臣乎?罪人乎?——兼与《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商榷

《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认为朱熹鄙薄读史治史,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此观点不够客观公正,原因有三:一是脱离朱熹理学思想来观其史学,未得其要;二是孤立片面地看待朱熹的史学思想,忽视了其提倡、研究史学的一面;三是没有客观地正视朱熹的史学成就及对后世史学的积极影响。     

论朱熹的山林情趣与他的诗歌创作

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中寻找朱熹山林情趣的思想渊源,同时,着重从其生活中出游和静居两个方面探讨其浓厚的山林情趣对他的生活及其诗歌创作带来的深刻影响。     

德性主义的重建--王阳明之良知对朱熹天理的扬弃

朱熹在建立宇宙本体论体系过程中,由于其天理的客观外在性与超验性,导致了道德他律与知性主义倾向,偏离了孔、孟以来的德性主义传统.针对朱熹哲学的不足,王阳明以内在于主体的良知代替了朱熹的天理,否定了天理的客观性与超验性,把理收摄于一心,建立起彻底的儒家心性论,既消解了朱熹哲学的内在理论矛盾,又重建了儒家德性主义传统.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论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考察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对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朱子学与佛学关系有一定意义。朱熹青少年时期曾涉入佛学,甚至在约19至24岁时还曾试图按禅的方法“修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对佛教知识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对佛教“空”的理解认为即是无,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差距。但有证据显示他掌握了佛教初步的观空方法。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     

叔本华的自然意志论与中国哲学

本文的主题是揭示叔本华如何使一个不可能的自然意志论成为可能。在简要地评析了他所提出的哲学—逻辑学以及语言学的证明或证据之后,重点研究了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朱熹哲学的援引,并借助他与朱熹的遭逢比较了中西哲学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同与异。其中对国内哲学家冯友兰、李泽厚等关于宋明理学的某些说法提出了商榷性意见。     

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模式研究

本文从分析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出发 ,围绕朱熹的人性论、教育目的论、教育过程论及道德修养论等主要内容 ,试图通过对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及其模式的研究 ,挖掘出其对当今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