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生死意象窥探洛夫诗歌的生命意识——以长诗《石室之死亡》为例

洛夫先生是现代汉语诗歌史上成就卓著的现代派诗人,他的诗在意象运用上独具匠心。长诗《石室之死亡》思想意蕴深邃,情感激越深沉,诗中大量死亡意象与生命意象的对立统一,传达出一种直面死亡、向死而生的生死观。本文试图从生死意象来探讨洛夫诗歌的生命意识。     

洛夫研究在大陆

近三十年来,洛夫研究在大陆取得了显著成果,无论在对洛夫诗歌的中西文化内蕴、艺术风格特征、以及与中国现代汉诗之关系的研究,还是对洛夫生命观、天涯美学、精神向度的探讨,都显示了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英语拟声辞格的形式及文本修辞功能

拟声作为一种修辞格,主要有基本拟声和次要拟声两种形式,它常用于广告、诗歌、新闻标题中,创造出所需要的音响效果,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拟声辞格在不同文本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修辞作用.     

论洛夫诗歌的成就与特质

以细读为基础,可全面检视洛夫诗歌的成就,进而捻出其主要特质,为洛夫之诗歌定位。彰显洛夫主要成就的十项诗歌特质为:1.质与量俱丰,影响深远;2.意象运用独特,有"诗魔"之称;3.其诗论聚焦以超现实技巧为主的现代精神,带动和影响1950年代以降的台湾现代诗坛;4.形式多所创发,内涵富饶深广;5.金句甚多,充满性灵与创意;6.以淡淡的语言表现浓烈的诗质,以创作见证"诗之所以为诗"的哲学意蕴;7.高龄73岁完成诗质稠密而理路清晰的长诗《漂木》;8.破除我执,反躬自笑,老而愈醇,淡然而苍茫;9.融天真与深广为一体,隐约、温厚、锐利;10.洒脱自然的知识分子格调与"中华文化在我身"的风骨。     

庾信诗歌“示现”修辞法及其影响略论

在庾信的诗歌创作当中,"示现"辞格构成了一个比较突出的修辞运用现象.与唐诗中的同类现象相比,庾信的运用已很纯熟.在"示现"从先秦到唐代的发展轨迹中,应该注意到庾信的独特贡献.这也可为理解唐诗语言如何借鉴、发展六朝诗歌语言提供一个认识角度.     

古诗词英译中的创造性

由于东西方两种文化、汉英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以及诗歌的特殊形式,在翻译古诗词时,在很多情况下,应发挥创造性———应根据诗歌意境、作者意图,或解释大意,或表达寓意,或转换辞格,或改变搭配词语等等。     

洛夫诗歌的传统现代性转换简说

素有“诗魔”之称的台湾“创世纪”诗人洛夫,向来被人称为超现实主义诗人,彻头彻尾的“现代派”。于是,洛夫的创作被划分为这样三个时期:《石室之死亡》的“黑色时期”,《魔歌》的“血色时期”以及从《时间之伤》开始的“白色时期”。洛夫成了“彩色的魔术师”、“语言的历险者”。好象洛夫与中国文化传统,诗歌传统毫无瓜葛了,好象洛夫在超现实主义写作甬道上走出了中国。当然,有的人,根据洛夫在有些场合讲的,说他后来“回归现实”,此说的另一层意思是,洛夫在６０年代的创作丢了中国传统,完全洋化去了。如任洪渊在《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     

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列锦辞格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中唐踵继初唐与盛唐,在列锦模式上又有了四种新的变化。列锦辞格在中唐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它对诗歌作品意境与画面感的营造,对诗歌韵律美的营造,都有很大作用。不过,中唐诗歌中虽然列锦辞格的运用相当普遍,但也有许多形式上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种情况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英壮诗歌的辞格对比研究——以博喻、转喻、讽喻、拟人等为中心的分析

壮族嘹歌和英语诗歌都采用了明喻、隐喻、博喻、转喻、讽喻、拟人等修辞手法,通过丰富的喻体对所说明的主体进行传神达意的描绘,产生了强烈的修辞效果,但是两者辞格中的喻体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尽相同。     

洛夫与湖湘文化

＂诗魔＂洛夫虽然多年定居于台湾和海外,但其个性气质、诗歌写作与湖湘文化关联密切。洛夫出生于湖湘大地,文学初步也始于湖湘,其秉性也受湖湘文化熏陶。在湖湘情结的作用下,洛夫诗歌中存在大量具有鲜明湖湘文化指向的意象,而乡愁抒写也成为洛夫诗歌一种重要而特别的类型。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香港散文诗创作现状及走向

香港散文诗创作近年出现一个高潮，此前散文诗在香港受到相当的冷遇。散文诗创作主客观条件都相当充足的香港诗坛迟至90年代才有散文诗热的出现，与两岸三地的历史背景及文坛的互动不无关系。香港散文诗取得的成就与香港新诗创作取得的成就互为照应，未来的香港散文诗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类。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沈德潜诗歌创作简论——兼论对沈德潜诗歌研究现状的感想

沈德潜的诗除了反映现实的诗作值得肯定之外,其诗集中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怀古咏史诗也同样具有特色,值得重视。沈德潜笔下的吴地山水诗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描写其他地区山水的诗兼李、杜、韩等人山水诗之长,并富有理趣。其田园诗熔铸陶诗和盛唐诸公田园诗之神,并能自开生面。其怀古咏史诗则使事典切,诗境浑厚,能翻出新意。沈德潜备受诟病的歌功颂德诗、应制诗在其诗集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即使是这类诗,也不宜一笔抹杀。研究、评价沈德潜的诗要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     

诗歌民刊与网络诗歌的“崛起”——诗歌传播方式变化之于新世纪诗歌的意义

新世纪之初,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中国新诗在传播方式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诗歌民间刊物和网络诗歌悄然“崛起”,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为诗歌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的不同,而且对于诗歌的精神面貌、思想质地、艺术品质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推动和加速了诗歌艺术的变化与创造,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革命性的。     

从共性和个性看汉英诗歌的可译性及其障碍

诗歌的可译性历来颇具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 ,人们对诗歌翻译的认识还欠深入 ;其二 ,诗歌翻译的实践还不尽人意。文章试图讨论汉英诗歌的一些共性和个性特征 ,并由此分析汉英诗歌翻译的可译性及其障碍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论诗歌的文化学研究--兼谈"文化诗学"等问题

本文从"结合文化背景研究诗歌"和"以诗歌为材料研究文化"两个方面论述了"诗歌的文化学研究"这一课题,由于当前讨论的"文化诗学"概念对中国原有的为人熟用的"诗学"概念产生挤兑,因此本文也在这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西风中的云雀——雪莱抒情诗歌的审美解读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以其振聋发聩的抒情诗记录下对生命的礼赞、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用动人心旌的诗意文心艺术地践履了他在<诗辩>中倡导的"美与自由"的审美理想.本文从三个层面对雪莱的抒情诗作了审美解读:1)诗与美:逆风飞扬的火光;2)诗与自由:心灵流淌的磁力;3)诗与想象:妙音神思之境界.以此探询这位"临风云雀"作为时代歌手的诗学意义.     

“数码诗人”与新诗的新媒体传播

新媒体时代,中国新诗的生产和传播生态发生了变革,“数码诗人”应运而生。“数码诗人”是中国新诗新媒体传播的主导者,他们遵从数字媒介的技术法则和游戏规则,实践“自己动手”的美学,由此生成多路径、交互性、复合式的超文本诗歌。在给予读者自主性的同时,“数码诗人”让渡了建构经典文本的权利。数码诗歌的游戏倾向可能构成消解诗性的力量,超媒体的表现形式靠拢了大众的趣味,交互式的嬉戏也逗引了局外人猎奇的目光,但诗歌本身的处境并未改变。对于浸淫于大众文化中的网络受众来说,诗歌的智性挑战足以令他们敬而远之,因此,数码诗歌难免沦为诗人圈子内部的“游戏”。新诗的“数字化生存”由此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