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品格：建国初期文学的一种解读视角

通俗品格：建国初期文学的一种解读视角王伟通俗是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种与“雅”相对应的审美品格，它与通俗文学、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又有范畴和功能的区别．通俗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门类而存在；通俗化、大众化则往往侧重于文学作品的形式规范；而...     

浅析外来作家对香港文学的贡献

香港外来作家群是香港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纵观香港文学史，不同时期的外来作家都以各自的文学创作在香港文坛独树一帜。本文试图通过外来作家群的形成及其对香港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推动、发展和创新等方面论析香港外来作家对香港文学的影响和贡献     

“文学是人学”的审美文化学解读

不少文人学者曾对“文学”和“人学”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但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前苏联作家高尔基所说的：“文学是人学”。这句话因自身的科学性而被人们所认可。笔者将以文学审美的方式，从文学创作的主客体、文学创作过程、文学接受三个方面来对此观点进行文化学阐释，强调文学正是通过审美的方式与人学发生全方位的联系。     

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范伯群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大力倡导的"两个翅膀论",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吹捧民国期间的旧武侠小说,为"鸳蝴派"翻案的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他不承认"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划分是不科学的,继续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问题上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将严肃与高雅、通俗与不严肃画等号。"两个翅膀论"攻击文学"为人生"的五四新文学命脉,鼓吹游戏人生、消遣人生的"鸳蝴派"的文学观,是文学低俗化的产物。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文学低俗化是中国文学大潮中的泡沫,游戏人生不可取,消遣人生必须有节制,文学必须给人以美感。     

“通俗文学”断想三题

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通俗文学”有着广泛的人民性，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有着重要作用。应该给“通俗文学”以应有的地位，努力探求其发展途径，使其健康迅速地发展起来，真正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     

中国侠文化(主持人:韩云波)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 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 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１９７０年代之前的金 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 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１９７０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 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市民大众文学——“乡民市民化”形象启蒙教科书

明末是中国自身近代化的序幕,上海开埠则是中国“被现代化”的加速器.通俗文学的阶层依附应归属于市民大众,中下阶层市民是它的忠实读者,除娱乐功能外,它还是农本社会乡民转型为资本社会市民的形象化“启蒙教科书”,但这些有益于市民大众的文学却受到新文学家的猛烈抨击.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对此类批判提出了异议,他们或认为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是“乡民市民化”的引桥,是现代都市文学的滥觞;或认为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中,鸳鸯蝴蝶派在平民化、世俗化和文学商品化等方面,以及在现代写作传播体制的建构中,扮演的是先行者的角色.的确,冯梦龙—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文学,是一条从古至今的市民大众“文学链”.在这条“文学链”中,鸳鸯蝴蝶派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而要展望市民大众文学的未来,这与总结过去的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的经验教训也有相应的关系,特别是农民工大批进城,“乡民市民化”的问题又成为现实的重大课题,而昔日被称为这方面的形象化“启蒙教科书”的市民大众文学有哪些值得参考?在今天,有些地方“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或实践日程上来,那么昔日乡民步上都市文明“引桥”的通俗文学作品的经验是否值得学习?仅仅有一套精英文学的评价标准,已不够当代文学发展的运用,多元共生体系的评价标准又如何建构?凡此种种,都可以去作进一步的反思与探究.     

论“言意之辩”对魏晋文学创作的启示

“言意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对魏晋文学创作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刘勰等人科学地观察分析了文学创作中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审美感受很难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感受的表达又不能完全脱离语言。从而提出了含蓄的创作方法，并将创作延伸到读者心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学艺术规律的新的认识和追求。     

桥梁·触角·心田——评陶然主编的《香港文学》选集系列

陶然主编的《香港文学》选集系列,从宏观的层面而言,是对于一个地区文学创作与编辑状态的原生态“留影”;而从微观的层面而言,则类似于为“这一个”刊物刻绘“年轮”——那几乎是同步的回顾与总结.它既是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也是读者了解、追踪香港文学的触角,亦于此可见主其事者对香港文学一片挚爱的内心.     

当前通俗文学评价综述

近年来,一种“通俗文学”的流派兴起,迅速而广泛地占领了文学出版刊物的大部分市场,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如何评价通俗文学的作品?为什么通俗文学勃然兴起?应该怎样对待当前的通俗文学?对此,不少同志各持不同的意见。现简略地综述如下: 一、对当前的通俗文学的评价: 有些同志说当前流行的通俗文学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学”,“正在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运动重要的一翼”。“它已培养出一种新的、社会化的对通俗文学的审美心理,一种新的大众化的阅读欣赏趣味、并对我们整个文学审美趋向发生着影响”,“是我国社会生活从动荡转向国泰民安的一个标志,是社会主义文学运动进入正常的、全方位发展的新时期、     

建国后十七年通俗文学的生存状况

建国后十七年,通俗文学的市场趣味与政治教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具体表现在:读者现实的阅读心理要求扩大通俗文学的生存空间,然而主流文学刚性的阅读导向却试图将文学接受纳入硬性的政治规范;通俗文学的创作、批评与出版备受忽略与挤压,通俗文学作家怨言甚多;关于通俗文学的戏剧改编,肯定与否定的观点争议十分激烈.上述文学观念与文学政策博弈的结果是,通俗文学在政治挤压中丧失了内在活力,以至走向衰颓.     

“读者就是上帝”——论文艺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本文从读者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中的具体作用入手,论述了文学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来的文学创作都是为着一定的读者群众的,作家心中都有着“潜在的读者”,他们是作家创作过程中不执笔的合作者,又是文学创作活动的最后完成者。作家创造着读者,读者也创造着作家。而读者接受更是文学作品赖以生存的重要土壤,作品意义的生成,作品价值的衡定,审美效应的发生,都不可能离开读者的阅读消费而孤立绝缘地产生。所以人民是文学工作者的母亲。坚持“二为”方向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六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初探

关于“六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问题，学界似乎已无疑议．但“六朝文学自觉”的内涵是什么，表现如何，至今似乎仍未有切中肯綮的诠释；本文就此略作探讨，认为“六朝文学自觉”就是文学审美的自觉，就是作家、评论家乃至读者们发现并认识到了文学的审美特质，审美价值与文学创作的某些固有规律。     

化雅为俗：世俗文化时代的文学演变途径——以《夹竹桃》为中心

化雅为俗是与化俗为雅相对的一条文学演变发展途径,这一文学演变发展途径在世俗文化繁荣的时代最为明显。在世俗文化繁荣的时代,世俗文化的代表们往往以通俗文学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改造高雅文学,试图从俗文学角度重新定义和建构文学,以巩固其合法性。冯梦龙的《夹竹桃》最具典型性,它展示了通俗文学是如何以其价值观念和标准改造高雅的《千家诗》的,揭示了化雅为俗在文学演变发展史中的意义：俗文学通过对文学的重新定义和建构,为文学的演变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试论翻译对中国通俗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文章回顾了历史上两次中外文化剧烈碰撞之时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状况,指出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对中国通俗文学的语汇、句法、叙述方式,甚至主题思想和文体类型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五四时期,通俗文学的地位也随着“小说救国论”而得到提高,翻译文学为通俗文学作家接受国外新思想、学习国外新的写作技巧开辟了畅通的渠道。从这两次翻译浪潮中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之于中国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在体裁确立、主题思想、叙述方式和技巧运用等各方面都有比较积极的作用。这也对我们在当前资讯更发达、交流更迅捷的今天如何利用翻译进一步推进中国本土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略论通俗文学及其社会审美价值

通俗文学拥有大量的读者,其存在和发展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本文从“雅俗之分”的比较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审美意义这两个方面．论证通俗文学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学存在．以求通俗文学能够获得理论上的关照和文化上的评价．促进其发展和繁荣。     

从《一个人的遭遇》看“解冻”时期文学观的变化

《一个人的遭遇》（又译《人的命运》）是消洛霍夫在其创作晚期，于1956年写作发表的优秀短篇小说。“解冻”时期是苏联文学自1954年以来10多年间文学创作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型时期。由于《一个人的遭遇》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描述，成功地塑造了安德烈·索科洛夫这一艺术形象，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文学创作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因此在“解冻”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很自然地，我们谈及“解冻”时期，必会念及《一个人的遭遇》，而要理解安德烈·索科洛夫形象的意义和价值，也势必会和“解冻”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学…     

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老舍抗战时期文艺态度的一个方面

文章分析了老舍在抗战前夕对通俗文艺全身投入的原因,通过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冲突对比,论述了老舍从新文学立场转向通俗文学立场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苦痛,进而阐述了老舍的通俗文艺观。文章意在通过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现象,揭示隐匿在这一现象之后的20世纪中国文学普遍的不成熟、易偏激和易理想主义。     

文学“误读”的原因探析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是使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一维因素,读者的阅读是文学的再创作。文学的“误读”是文本解读的常态。“误读”现象的产生既受社会与时代因素的影响,又有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个体性差异,其原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表述应该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

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在人们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偏见,认为“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的通俗的表述,不需要用“合二而一”来补充。近来,有些同志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表述;有的同志甚至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同起来,认为二者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只有“一分为二”与“二合为一”的辩证统一、有机结合即“一分为二——二合为一”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通俗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