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赋为主体的理论归结——论《文赋》的思想主旨

西晋的辞赋创作极为兴盛.陆机把赋的表现领域拓展到诗赋创作自身,以赋体的形式呈现出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文学理论问题.《文赋》论述的对象是以诗赋为主的文学创作群体,而辞赋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陆机结合自己创作心得对汉魏以来的诗赋特别是辞赋的创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并调适了诗、赋两大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楚辞与骈文

“楚辞”具有特殊的句式特点 ,那便是以“兮”字为核心和枢纽的对偶型组构方式。它规定了句子内部和两句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基本节奏 ,同时也规定了句子必须以两两相对的偶句形式出现 ,从而使其具备了产生骈偶的基础和条件 ,并将这种骈对基因传给它的嫡子赋体文学。由楚辞到赋、到赋的骈偶化、再到用骈偶的方式作文章、最后在西晋形成骈文 ,汉魏辞赋充当了“楚辞”发展到骈文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西晋辞赋观简论

赋体文学滥觞于先秦,鼎盛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仍是仪次于五言诗的重要的文学体裁。伴随着辞赋创作的发展,辞赋观也在演进,由汉代的辞赋观,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的《诠赋》,正体现着这一发展过程。探讨汉魏六朝各个时期辞赋观的实况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本文拟就西晋人的辞赋观,举其要试作论述。     

刘熙载辞赋创作论

辞赋创作论是刘熙载赋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赋概》对赋体文学创作发生的主客体关系、辞赋内容的具体要求以及赋体文学审美特点在创作中如何实现等重要理论问题,都作了深入地探索。刘熙载的辞赋创作论不但对研究古代赋体文学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李慈铭辞赋述略

李慈铭现存辞赋类作品17篇。就体类而言,有古赋,也有律赋。就题材而言,大致包括抒发幽情悠思的咏物赋、带有论说性质的讽谕赋、赋写居室和怀人的亲情赋、写景记游赋和学术考据赋等题材类型。其辞赋文体风格与其骈文创作存在着相同的审美取向,崇尚骈俪,甚至以骈为赋;重视辨体,推崇古赋;征实重典,重视考据,在晚清辞赋创作中自名一家。     

古典文体的现代命运 --以20世纪赋体文学观念及创作为中心的思考

赋是一种极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体,这一特性使其发展由穷极变化而至丧失自我。20世纪新的文化和文学语境,塑造了新的赋体观念,也影响了赋体创作。有人认为赋是陈腐的帮闲文学,应当遗弃;有人则取其长于歌颂和体物抒情的特性,移植于白话诗歌散文的创作中;也有人试图恢复赋体的文言创作传统。但赋体所面临的文体和语体的尴尬,仍然十分突出,有待解决。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厚积出新 蕴赋史于评注 言而有征 拓《赋彚》乎选篇——读《历代赋评注》

《历代赋评注》具有三大特色:厚积、出新、蕴赋史于评注。旨在创新,赋予新的时代特色,结晶人们对辞赋新的认知,新的理念,结晶前哲、时贤治赋的心得和新的科研成果,荟萃名篇佳作,从而,使其成为既是集大成的里程碑,又成为能启迪新探索,激励学者长足奋进的新平台。这些,都充分体现于《历代赋评注》的选篇和评论之中。这正是《历代赋评注》"选者的眼光"和学术效果。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魏晋南北朝诗赋的骈偶化进程及其理论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法海》说:"自李斯《谏逐客令》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骈偶化倾向虽萌芽于周秦两汉,但从汉末魏晋始才成为诗、赋创作一种自觉的形式上的诉求,至南朝宋,诗、赋骈偶句比例发展至最高峰,齐梁以后则比例下降,表现出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形式均衡美、对称美、和谐美的理性思考。本文拟考察此一过程中文人创作心态上呈现出的对骈偶化的"部分趋同———过度趋同———理性认同"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其对诗、赋文体的影响。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唐宋元赋学论

唐、宋、元三代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低潮期,研究赋的学者及其成果均不多,但对赋的认识评价曾出现褒贬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唐宋两代出现过专谈律赋创作声韵格律的赋格书。元代问世的祝尧《古赋辨体》是中国赋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赋学代表著作,该书辨析古赋体制源流、评注历代赋家赋作,值得引起赋学研究者的重视。     

词中的"杜陵嫡派"——析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与其诗歌创作一样,遗山的词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尊崇和追摹.独特系统的杜诗学理论,相近相仿的人生经历,是遗山词学杜甫的根本原因.而诸种杜诗风格的融入,是遗山词学杜的具体表现.杜诗对宋金词人如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元遗山等影响很大,其中以元遗山最为显著和独特.因此,称遗山词为词中的"杜陵嫡派"是毫不为过的.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