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内部的对话--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关系新探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之间有继承又有发展.从这种理论关系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出发,本文认为,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于意识哲学的批判、建构程序性现代交往理性等方面,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之间存在一种从理论分歧到理论批判,直至理论超越的对话式互动关系.这种理论关系的澄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和理论特质.     

哈贝马斯对社会批判理论的继承和改造

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西方哲学发展中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秉承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想,基于自己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旨在消除人类“被扭曲的沟通”,提出“社会交往理论”。本文从理论上、实践上比较二人的社会批判理论,阐述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继承、改造及意义。     

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批判理论自诞生之日就为自身存在的基础问题所困扰。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基础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直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才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在哈贝马斯通过对解放旨趣的论证为批判理论寻找到认识论基础之后,逻辑地确证批判与理性的内在关联就成为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基础工作的重点。与伽达默尔进行的有关诠释学的论战,是达成理性证成批判基础的关键步骤。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有关诠释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将诠释学的兴趣引向实践哲学,确认了批判与反思在构建社会知识中的必要性。借助批判理论的诠释学维度,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理论最终完成“基础重建”清理了地基。     

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为了使理论面向社会批判的实践活动,哈贝马斯在实证主义所代表的唯科学主义背景下,坚持对科学从认识论上进行反思,力图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认识论基础.哈贝马斯将"人的科学"置回生活世界的关联之中,开辟了社会理论与认识理论相结合的新的研究视野.     

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为了使理论面向社会批判的实践活动 ,哈贝马斯在实证主义所代表的唯科学主义背景下 ,坚持对科学从认识论上进行反思 ,力图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认识论基础。哈贝马斯将“人的科学”置回生活世界的关联之中 ,开辟了社会理论与认识理论相结合的新的研究视野。     

批判锋芒的弱化:从意识形态批判到语言的批判--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继承与变革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开展的多方面的批判中,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其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从法兰克福学派传统走出来的哈贝马斯,在其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表现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他的至深影响,又展示了他与老式批判理论的不同.此种不同表现在哈贝马斯完成了从意识形态批判向语言批判的转向,说明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疏离.就批判现实而言,哈贝马斯批判角度的转换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激进的批判立场,而导向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语言的分析批判.     

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仅仅展现为工具理性,理性已在客观理性消逝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种悲观的信念导致早期批判理论家们最终放弃对理性的信任而使得批判理论走向消解。哈贝马斯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之中挖掘出交往理性,建构出一套具有规范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出的批判理论向度本身也仍值得我们理性的省思。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辩证地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说到底是要把握住资本逻辑及其二重性。内在批判的根据和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都根植于现代性自我扬弃的矛盾本性特别是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之中。现代性的内在批判指向了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超越的前提和路径也是内在于历史过程的,其实质是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趋势。批判与超越的内在性质,决定了社会批判中始终蕴含着社会建构的指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对于引导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外在化"局限的当代矫正、重建工具理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     

宗教批判对马克思理论形成的作用

关于马克思理论形成的思想来源,除了人们所熟知的"三个直接来源"外,对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的清理与批判,同样构成马克思理论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的命题,表达了对宗教的批判在马克思理论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宗教批判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     

社会批判空间的理想模式及其现实转型——解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指界于公共权利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社会批判空间,其典型的历史形态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随着公共领域发生结构和功能的现代转型,其批判的公共性逐渐被操纵的公共性所排挤,在这样情况下需要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以化解其内部的紧张关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起了对公共领域研究的热潮,也造成了对其理论褒贬不一的各种评价。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唯一的结构"与"生存的历史性"--一种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阐释

以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进入文化史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当其把哲学的慧眼投向与人的自由选择和生存交往关联着的历史时,也便自然地由此提出了一种独具人文智慧的历史哲学。本文通过在历史绝对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所构成的张力下悉心体悟雅氏历史哲学中的核心范畴“轴心时代”,以期对关涉其历史哲学枢机的“唯一的结构”有所省思；并借着对他的“生存辩证法”与“生存的历史性”的阐说,试图对“轴心时代”涵贯的人文意蕴有所掘发。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曹禺戏剧中的民族情结

曹禺倾心于欧美现代派戏剧 ,但他的戏剧无论在人物形象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融入了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结构及民族审美意识。这是对中外戏剧艺术的一种融汇 ,更是一种超越。     

儒道互补及其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儒道互补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形态,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民性,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儒道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只是两家的落脚点不同,儒家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动力机制作用,道家起到了平衡机制作用,儒道互补表现为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对立与统一.儒道均具有宗教的超越性,但与西方的宗教性不同,主要体现在"安身立命"、"终极关怀"和人格的"内在超越"等方面,其内在的根据是道德精神.中西方不同的宗教性对科学、民主和社会政治的演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英汉动物词语"鸡"的国俗语义对比

英民族文化不同于汉民族文化,因而动物名称“鸡”在英汉语言中存在国俗语义同异并存现象。本文主要围绕动物词语“鸡”在英语和汉语中语义相同、语义为一语独有以及喻义相似动物名称不同等方面作一对比分析。     

中国文学中的"水井"意象

“水井”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文化器物之一。特别是当它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文学意象而存在时,便被世世代代的文学作品挖掘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中国文学中的“水井“意象古典到当代的流变,可以观照出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的演变,以及人们对生存空间、生存价值和生存的终极意义的无止探求。     

“千古奇丐”武训与西方“教圣”裴斯泰洛齐

武训“兴学于未废科举之时”,实属近代教育之先驱。他兴义学的实质是让学校的大门向城乡社会低层子弟开放,其对兴义学事业的执着的原动力来自于中国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化精神;裴斯泰洛齐是略早于武训的“近代教育理论和近代义务初等教育的奠基之父”,其终生献身于平民教育的无私精神源于自幼受新教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对人类的虔诚的爱。裴斯泰洛齐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的事业有着较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武训毕竟不能超越时代而不受其文盲农民的主观条件和清末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然而,恰恰因为这一点,更衬托出武训的高大,展现出他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勇敢、耐劳、刻苦的精神。     

鲁迅论“阔”与阿Q“革命”

“阔”是鲁迅小说及杂文中经常使用,出现频率很高的属于鲁迅的“个人话语”,是被赋予独特而深刻的文化隐喻和价值象征内涵的语码符号,是对他“眼中所见”的从来如此”的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与“中国的人生”的历史文化“原型”的发见与概括。而“阔”正是建构阿Q性格系统的灵敏之眼,它主宰和决定着阿Q“革命”的原因及其性质,其典型意义在于呈现传统文化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帕萨*查特吉曾呼吁印度人民建构"我们的现代性":他从康德的启蒙定义引申出他自己的现代性定义.所谓启蒙或进入现代世界,对查特吉和康德来说,便是不再听命于别人,而是从当下的主流思潮中退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摆脱霸权话语的制控.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常常显得精神上缺乏成熟,尚未启蒙,他们常常是摆脱了过往的权威,到头来又仰赖当下的权威.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派尤其如此.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性轨道.他们所代表或鼓吹的现代性实际上不外乎是一个西方老故事的中国翻版.这个故事的内容即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失业、医疗保险与社会福利解体、经济市场化,无视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建构查特吉所称的"我们的现代性",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梳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遗产.建构"我们的现代性"必须首先同时从内部与外部批判主控现代性话语;知识分子与社会批评家应该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构想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自身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历史中吸取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