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天人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

在先秦哲学思想中天人关系可以总括为天人合一观和天人相分观。天人合一观包括天人感应、天人合德、顺应自然。这种观点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精神活动范畴，其特点是和谐，共同之点是“顺天”。天人相分观是天人合一观的对立和补充，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后于物质生产范畴，其特点是斗争，实质是“制天”。天人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最基本的思想模式。“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思想家和不同的哲学派别使用“天”这个概念时，具有不同的内涵，主要有两个含意：（1）、“人格神”；（2）、“自然”。故此天人关…     

先秦儒家天人观的两极演化

天人观是儒学理论的重要基础,考察先秦儒学的逻辑嬗演,可以发现:与之相应,儒家天人观也呈现为两个路向的演进过程,一是以孟子、《易传》为代表的形上超越之路,其目标是不断将儒家仁义原则抽象化、本体化,试图从价值本体(天)的高度来论证仁义原则的先天性、合理性;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指实性倾向,这种天人观拒弃对事物作形而上学探讨,把天人观局限于现存事物的经验性领域,极力使儒家仁义原则从抽象的伦理层面向具体实用的知识领域转化,最终将儒学导向现存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     

论和合文化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其中包含着许多深邃的天人和谐观、人本观、生态道德观等内容,它们分别体现了现代社会所崇尚的人文精神、道德理性、人格追求、和合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合文化强调的“和合”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弘扬“和合”文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是和谐社会的至高追求。打开和合思想的文化宝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从中得到有益启示和借鉴。     

儒学人本思想与欧阳修的文论观

儒学人本思想肇始于西周 ,成熟于春秋 ,战国时期达到一个新高度 ,汉唐走向低谷 ,宋初儒学人本思想开始复苏 ,欧阳修把天命天理归之于人和事 ,是宋代儒学人本思想复苏的根本标志。在“人与神”、“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上 ,欧阳修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本 ,重构儒学“人本思想”。他的史学、文学以及荐拔人才等文论观都贯穿和渗透着儒学人本思想     

韩国当代哲学家金忠烈哲学思想述评

金忠烈是当代韩国哲学界一位既有深厚学养又富有人格魅力的著名学者。其学融贯中韩,会通中西。在哲学上,他对传统的“天人合一”说作了富于新意的诠释,并建构了一个以自然为本的天人合一体系。对“和谐”思想的论证亦颇具新意,早年即已关注技术文明可能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以鲜明的人文关怀,畅扬“天人和谐”理念。在儒学史研究方面,提出了韩国儒学源于中国的鲜明观点,纠正了时下某些偏颇之见。对于南冥学研究,他更有开创之功。     

论柳宗元对儒学发展新方向的探索

对于柳宗元在儒家革新运动中的作用 ,研究者往往重韩轻柳。其实柳宗元对于儒学变革的探索 ,如提倡把握“孔氏大趣”以取代传统的解经方法 ,拨开两汉以来笼罩在儒学上的神学迷雾 ,重申原始儒家的人本精神 ,提倡重视“生人之意”的“大中之道” ,提倡援佛济儒、取其韫玉的新儒释观 ,在儒学发展史上都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从《天人三策》到《春秋繁露》──兼论董仲舒与“黄老之学”

本文在对《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董仲舒在汉武帝建立新儒学的强烈愿望驱使下，重建儒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作者认为，董仲舒自《天人三策》提出的“纯任儒教”治国，到《春秋繁露》中的“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宇宙图式，以及“无为而治”、“生杀兼备”、“阳尊阴卑”的政治理论，标志着全面吸收“黄老之学”和建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的完成，并最终使新儒学代替“黄老之学”，取得了政治、学术上的“独尊”地位。     

儒学人文精神与当代社会发展

齐家治国、尊老敬长、“先天下忧”、创业兴邦、“终极关怀”是儒学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其核心便是对社会发展及人类自身的关心与爱护。面对当代社会的各种冲突与危机,可从儒学人文精神中获得诸多启示,并力求把“修身与教化”、“礼”、“富裕”、“民主政治”、“中庸”等应用于促进当代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使儒家人文精神得以继承、发扬,体现其应有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论《庄子》的“天人观”

“天人观”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讨,追问、反思世界与人生的究竟义。《庄子》中的“天”、“人”是一对互相对应的概念,“天”主要指代表宇宙运行本然之则的“自然之天”,“人”主要指违背万事万物本性的存在。以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为主旨,《庄子》论述了“天人”关系的三层涵义：“自然与人为”关系、“本性与非本性”关系和“理想境界与人间世界”关系,三层涵义依次递进,阐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确人应当追求逍遥自由的终极境界。     

“轴心时代”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在西周时期就已实现＂人文转向＂,但真正揭明＂性与天道＂而确立儒家哲学基础的则是孔子,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建立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儒家的＂轴心突破＂即是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不是此前的＂人文转向＂,而是从生命精神的根源上建立人文根基的＂哲学突破＂。此＂哲学突破＂在孔子自己称为＂道＂,亦称为＂仁＂,深层内涵为《论语》中的＂性与天道＂问题,其内容包含有形上学本体意义,由此开出了融合生命、家庭、社会和天道的儒家之道。孔子之前的儒家文化特质以＂礼乐＂为核心,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特质则转为以＂仁义＂为核心。     

“儒道佛”·“生活世界”与其相关的“意义治疗”

文章旨在阐明＂儒、道、佛＂三教所涵之心性义理,试图如其生活世界,而做一展开运用,因之而豁显其相关的意义治疗学思维。首先,笔者阐述了撰写《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的因缘,并借此表达了对于教育学、心理学之追求本土化的意愿。之后,文章概括的指出儒家所重在＂孝悌人伦、仁义为教、道德创生＂,道家之所重在＂尊道贵德、慈俭虚靜、自然无为＂,佛家之所重在＂悲智双运、涅槃寂静、缘起性空＂。进一步言之,儒家重在＂仁＂,他著重人伦教化的落实,并开启主体的自觉性,是＂我,就在这里＂。道家重在＂慈＂,他开启了自然天地的奥蕴,并点示了场域的和谐性,是＂我,归返天地＂。佛教重在＂悲＂,他深化了意识层次的分析,并廓清了意识的透明性,是＂我,当下空无＂。之后,文章对于心性之学所可能展开的心灵意识之诠释做了大略之理釐清,并因而对于＂道、德、理、性、气、情＂及＂志、意、心、念、识、欲＂等做了话语的转化,试图呼吁本土心理学的辅道学之可能。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铭贤校训“学以事人”思想研究——以孔祥熙教育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铭贤学校以"学以事人"作为校训有着深厚的思想背景。"学以事人"校训明确以"人"作为归宿和出发点,蕴育着人文精神取向,这种精神是对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反动,是先秦儒家"事人"思想和西方文化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学以事人"校训把"学"由空疏的章句、义理转向现实的人事,体现出务实践履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是对当时空疏学风的匡正,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教育的运用,更受到当时流行的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学以事人"中"学"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中华本位、中西结合的教学模式,体现了中西会通的精神。     

天人感应的审美具象化——论庄子的“真人”思想

《庄子》中有多处论及＂真人＂的地方,而其最根本的特性就在于,此＂真人＂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审美具象化。尽管在庄子哲学那里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天人感应＂的说法,但是类似的思想在《庄子》中却无处不在。天人相应思想传神地体现在＂真人＂能与天地万物相通共感的诸多品性中,而＂真人＂则又是以具体感性形象出现的。万物禀＂道＂以生,＂道＂借万物彰显盎然生意,正是此＂本真之道＂确立了＂真人＂形象得以落实的逻辑起点。而这种＂真人＂境界的获得,则必须将对诸如有无、死生存亡等终极问题的抽象追问转化为具体的感性体验过程。这样最终落成的＂真人＂则表现出心灵的自在悠游而又具有感性生动的审美形象。     

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

“礼”与“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设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是等级秩序与和谐的对立统一。“贵和”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既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实现大同理想社会。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直至今日,儒家礼乐文化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先秦儒、法、道权力制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权力制约思想在以儒、法、道为代表的先秦政治思想中有大量经典论述。儒家从＂人性善＂出发,基于＂民＂的视角,主张运用＂天＂、＂仁＂、＂礼＂对君主的德行加以规范,进而使其在使用权力、治理国家中施行＂仁政＂;法家从＂人性恶＂出发,基于＂君＂的视角,主张君处＂势＂并以＂法＂、＂术＂为手段对＂臣民＂进行严密控制;道家则从＂百姓＂的角度出发,主张君王应遵循＂道＂的原则,以＂无为＂、＂自然＂的方式使用权力、治理国家,强调人之淳朴本性的保存。三家关于权力制约的不同论述在权力制约路径、政策合理制定、政府职能边界和能、权、责一致的指标要求方面对我国现代权力使用和权力规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天干“甲”字串解——兼论从“代天伐恶”向“以战止战”战争观的转变

＂干＂的本义为进攻性兵器。＂天干＂十字,实是以＂甲＂为冠的古兵器名字的有序排列。揭示这一隐秘的关键是：一、从文字学的角度考证＂■＂（＂甲＂的最初形态）可能取象于古代＂张弓引矢＂的合体之形,后转为象护身之甲;再证＂丙＂＂丁＂亦与兵器相关,进一步支持郭沫若等人对其余数字皆取象于＂兵＂的解释。二、从思想史的角度证明：作为兵权崇拜取代＂性征＂崇拜的时代标志,古代人借用兵器名排序天干,出于兵器为圣人所造,并仅可用于执行天讨、天伐的认识。这种＂代天伐恶＂的宗教观念是炎黄以来我祖反对抢掠、争利以及欺凌弱小民众等非正义战争的过程中滋生出来的,至夏、商之时成为一种天治主义的意识形态;周朝将之向人文主义方面推进,春秋时期演变为＂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从而构成了《孙子兵法》的重要前提之一。     

“忠孝礼义”研究的价值与传播问题

儒学的当代性研究必须着重于当代转换、社会实践和大众传播,“忠孝礼义”是儒学中既有理性色彩又最具操作性的儒家思想范畴。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重新审视、发掘和传播其价值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义理上正确处理好“忠孝礼义”的历史还原和当代转换问题,是推行社会实践和大众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而创新的传播形式和传播途径是继承和发扬儒学积极精神的有效保证。     

儒家“生”之伦理：一种思想资源的意义

儒家伦理,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生＂的伦理。儒家围绕着＂生＂与＂天＂、＂生＂与＂命＂、＂生＂与＂性＂、＂生＂与＂德＂等多重关系,以及求＂生＂、养＂生＂方式等多个方面,赋予了＂生＂以深刻的伦理内涵,从而形成深刻的儒家＂生＂之伦理思想。儒家这种＂生＂之伦理思想,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建设以及当代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思想资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