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李建中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 0 0 1年第 2期撰文《辨体明性 :关于古代文论诗性特质的现代思考》指出 ,中国古代文论以论说之体而具诗赋之性 ,其批评文体的文学化、语言风格的美文化和理论形态的艺术化 ,共同铸成文论之“体”的诗性特质。中国古代早期文化的诗性智慧 (原始思维 )本源地铸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 ,而儒释道文化的诗性精神则从根本上规定了古代文论诗性特征之历史走向。 2 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丢弃了自己的诗性传统 ,基本上靠“拿来”或“他律”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其结果是既丢失了自己的“体” ,也丢失了自己的“性”。…     

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的契合

形态的诗性化与内涵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古代文论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以人类原始思维和中国传统哲学建构为切入点,从自然审美与伦理判断的先天亲和性、人类早期艺术的功利主义本质、轴心时代诗性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用事与审美的统一等层次来寻找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相契合之民族特色的心理和历史渊源。     

钱锤书文学研究的“对话”理念

“对话”是钱锺书文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其以“通观一体”的精神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努力寻求在“他者之镜”观照之下的中西双向平等阐发,以期实现话语双方“视域融合”之后的理论创化。这种“对话”,不但消除了不同理论话语之间的樊篱与沟壑,克服了中西文论难于“对话”的话语困境,而且实现了理论自身的深度开采与多元整合,因而对于我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以及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诗性的表现论特征——论诗性之二

诗性作为艺术的原初形态,在本质上是对于常识的回归.在常识的基础上思考那些基本的东西,例如惊奇、激情、想象.诗性的整合意味着回到原初的境界,也即混沌的境界、智慧的境界和"道"的境界.文学所要面对的是我们生活和生命中那些最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永恒的,并不随着流行时尚而漂浮不定,由此文学便成就了对生命的最高阐释.     

论老子直觉思维与诗性言说方式

为了研究老子的直觉思维、诗性言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之间的关系,运用文字和文献研究以及思想和文论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老子的直觉思维及其诗性话语表现,揭示了直觉思维特征和诗性言说方式在老子智慧中的紧密关系.结论为:直觉思维是老子诗性言说的内在诉求,而诗性言说则是其直觉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老子的诗性言说方式,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源头.     

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新时期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启示

[提要]新时期以来,我国民族文学研究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依然存在着对“民族”“民族文学”等元概念缺乏明晰界定、对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联动性关系认识存有不足、其研究方法路径仍需丰富多元等问题。以此,马克思主义文论能够为新时期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其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自我批判反思品格是开展民族文学研究的根本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本质和实践性特征能够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鲜明的理论目标和价值定位;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具有的开放性姿态决定了推进民族文学研究是其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必要内容和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回到马克思”为理论追求能够为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本土与世界对话、联通、互融等命题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和指导借鉴。     

论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

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是两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始冲动的、自发的抒发情感的精神,文学精神是指为了艺术的与审美的,自觉为文的精神。诗性精神(抒情精神)与文学精神(艺术精神),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关系并非以对立为特征,两者往往表现出程度不等的重合。在界说范畴、描述特征、辨析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魏晋玄学思潮中士人心态异化的情形为实证,可以发现社会文化思潮加之于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渗透与影响。     

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浪漫精神的文学诉求——论浪漫主义研究对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贡献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研究经过5种形态的理论阐发,完成了浪漫主义艺术理念的“中国化”过程,使现代中国文论围绕着浪漫艺术精神的诉求,在与现实主义权威话语的论争中,深化了本民族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完成了本土文艺审美言说体系的现代化建构。20世纪中国文论史几乎成为了百年浪漫文学精神的辩护史。     

跨文明的中西文论整合

当外来文艺理论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 ,我们难免眼花缭乱 ,或简单移植之 ;或一概拒斥之。但当冷静下来以后 ,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学理论 ,既非单纯地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文论 ,也非一味地移植西方文论 ,而是在结合当代中外文学的实践 ,整合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中产生。这就面临着跨文明异质文化的语境问题 ,不能只求其“同” ,更重要的是求其“异” ,因为“异”是整合的前提。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存在着大的文化差异 ,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只有运用对话的方式才能实现整合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诗意特征探微

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决定了话语言说方式,诗意的不可言说性也就是意义的不可言说性,但意义的不可言说必须要用语言来表达,于是立象与示意、隐藏与显秀、迂回与进入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独特规则。在近百年西方文论话语霸占中国文学理论市场和中国文论失语的处境下,研究古代文论话语的诗意特征对我们建立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人品与文品”理论的衍变

主张诗品、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批评追求文学理想人格之美的集中反映.从先秦到明清,这种理论经历了"文如其人"理论的滥觞、"言为心声"的理论发展、"魏晋风骨"的审美性位移、"文以载道"理论的深化扩展、"文品即人品"理论的变异与总结等不同阶段.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和文学观念的更迭,历代文人学士对文品与人品之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可能性与现实性

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不可或缺的一环。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不是移植西方文论话语来替换中国的文论话语;而是立足于当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为本,借鉴、吸收、利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时代已经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实现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共同的"文心"、"诗心"是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他国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王国维、钱钟书的成功经验为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路径。     

清人张问陶诗学理论及创作观照

清人张问陶虽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其诗学见解却广见于他的诗作中.尽管张问陶的诗学理论与清性灵派代表人物袁枚的"性灵说"确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涉及到创作主体、诗歌本体、审美对象等多方面而自成体系,在清人诗论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由此而观照其创作,亦足以卓然称名家.     

论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对话理解:以心会心

与西方解释学的对话理解所强调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不同,中国诗学解释学极具民族特色的对话理解方式却是建立在隐喻层面上的"以心会心"。这种独特的神交心会的理解模式不仅洋溢着浓郁的诗性、心性、生命感和愉悦感,而且自身包涵了"心所同然"和"各有会心"两种理解的维度与向度。     

道家思想与"无迹而神"的诗学精神

中国诗学精神的诞生，大多脱离不了道家哲学的影响。道家虽本无意于今日所谓文学艺术，但其妙契艺境的思想观念却给后世的文艺家以无穷的启发。老庄哲学境域中的道器观、形神现、有无现，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趋向开拓了特有的思维方式，“无迹而神”的诗学形神观便是受惠于此种思维而逐渐培植起来的一种审美经验。     

宽式语形:汉诗意境形成的诗学根源

意境是一种极高的文学境界,在汉语诗歌中发展到极致境地。何以至此是诗学需要回答的本体论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技巧或修辞问题。意境的实现要有领悟,还要有意象和声律的建构。汉语是宽式语形语言,宽式语形为实现领悟以及意象和声律的建构提供了必要条件,由此意境得以充分实现,所以汉语可以看成是汉诗意境得以充分实现的环境语言,简称诗境语言。汉语宽式语形是实现意境的必由路途,意境最终是否实现,和个人的艺术品格以及创造能力相关。     

大众文化时代的文艺未来

对于艺术未来的忧虑之声不时响起,这一声音也贯穿了西方两千多年的文艺理论史。这一忧虑折射出人类理性精神与诗性智慧持久的对抗。而在20世纪的“诗人哲学家”那里,文艺被视为人类“诗意栖居”的一种方式,成为现代人对抗精神荒芜的一种生存策略。这一生存策略在新的世纪之交被赋予了更深的涵义:艺术成了抵抗大众文化时代媚俗精神的最后堡垒。文艺的未来生存,一方面有赖于人们对其独立品格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它适应新环境的开放能力。大众文化时代的文艺发展,需要一种开放的文艺精神、发展的文艺观念和常变常新的文艺形式。     

《红楼梦》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兼论后现代之后的文学思潮流向

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之后,一直未能提出一种新的、可供选择的文论构想,已经限制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要拯救和恢复文学对于情感和精神的意义,即文学真正属于人类的意义,必须重建个人经验的历史语境。《红楼梦》不仅具备反高潮的死亡叙事、边缘美学、异色美学、语言实验等典型的后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而且超越了单一的后现代小说叙事,保持着浪漫主义一贯的内在激情优势,内涵更为丰富,审美更富有张力,这使得小说文本从晦暗中明朗起来,具有多元融合的特征。《红楼梦》的成功就在于它让这样一种矛盾状态的形而上的大观园与形而下的贾府形成现实关照,筑成了其独步天下的文字魔力。它将被当代称作后现代派的创作技巧与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的情节、主题和可读性融合在一起,是对后现代的超越和升华,体现了后现代之后的文学思潮流向。《红楼梦》对于爱与美的诗意呈现及其美学趣味的多样性,成功地构建了小说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关系,为后现代主义小说颠覆之后的文学转向与重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本。     

论中国诗歌的分类——对诗歌两分法的质疑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通行将诗歌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两大类.这种两分法有悖于我国三千年诗歌史的实际,有悖于分类学原理和传统分类法,也有悖于西方文学分类理论,是不全面、不科学的.从我国诗歌的内容性质及基本表达方式看,分为抒情诗、叙事诗、说理诗、写景状物(景物)诗四大类是比较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