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论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观

“民族-人民的”文学观意在表明,只有属于人民的文学,才能是真正的民族的文学.“民族-人民的”概念要求超越将人民性狭隘化为阶级性的认识,来构建一个以民众为基础的、非阶级性的精神共同体.而打破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分离成为构建“民族-人民的”文化的关键.“集体意志”是“民族-人民的”文学或文化与“文化霸权”的实际连接点.     

P.R.斯蒂芬森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

P.R.斯蒂芬森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澳大利亚文化的基石：为民族自尊而作》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论著,是澳大利亚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斯蒂芬森提出坚持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原则,藉以发展不依附母国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他关注对民族文学标尺的界定,认为这将有助于厘清“真”、“伪”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并对催生反映本土真实生活的严肃作品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指出,发展民族文化的主力军除了作家、知识分子,还应该包括出版人.作家的任务是创作出足以滋养本民族人民精神生活的作品,而知识分子和出版人则应该为作家的工作保驾护航.斯蒂芬森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在之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各个阶段都有显著的发展.     

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问题、理论与方法

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是指生活在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的文学叙事,作为一种边缘文化呈现出对中心文化与异文化的吸纳与创造的民间自觉,具有多元内涵。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以“比较视域”和“文化间性”为理论指导,运用文学人类学和宏观比较文学等方法论,以求清晰把握中越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渊源与脉络i建构边境和谐共生的民族文化生态。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辩证法的威力——读《“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于一九三○年四月十九日,最初发表在《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后来由鲁迅收入“比较锋利”的《二心集》中.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原来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新月派”看到封建法西斯王朝的建立,蒋介石一时得势嚣张,便立即改换门庭,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办了《新月》这一反动刊物,积极充当新军阀蒋介石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新月派”的干将梁实秋,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号的《新月》上抛出了《文学与革命》一文,竭力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艺术至上论”公开断言:“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并露骨地诬蔑工农群众和颂扬人民公敌蒋     

多民族文学史观:怎样的“多民族”与如何“文学”?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文学”与“怎样的多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是基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人文与社会因素中生长起来的族群差异性,在民族自身文学的书写与语演、形式与表达、审美与体验等一系列较之“他群”的“异质性”呈现.其实质是文学的多种民族语言行为的表达与书写.“多民族性”又造就了中华文化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在关注文字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各民族语演文学的挖掘、鉴赏与研究.抵达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方式,领悟多民族文学的语言艺术并与之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有赖于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总结与开新——“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6月27-28日,“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此次会议,既有对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也不乏突破与开新,不但推进了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总结和弘扬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试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战略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则是文化发展的灵魂,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提高是文化发展的目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是文化发展的标志,而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增强是文化发展的途径.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处理好文化体制改革中“体”与“用”、文化属性“全球化”和“民族化”等诸对矛盾关系,并兼顾文化发展的“政策化”与“自觉化”.     

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以公共性与阶级性的结合点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终极关怀。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公共性与阶级性角度出发,人类社会发展,是“原始的公共性居主导一阶级性居主导一真正的公共性居主导”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处理好公共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寻找到并把握好公共性与阶级性的结合点,即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这两个结合点出发,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科学性。     

詹姆逊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解读

詹姆逊从其“第三世界文学”观出发,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政治性抗争,前者具有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他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本意被曲解,应该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看待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应该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西部文学”的发现与敞亮

从文化发生学来考察,“西部文学”的发现体现出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的特性,是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本世纪以来,“西部文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阶段,与资本、权力和意识形态体系形成种种互文关系。“西部文学”包含了多层面、多向度、多级差的地理、民族、宗教、生活方式、文学想象内涵,它的敞亮有待于对其进行细致地分割与剖析,而考察西部文学中所体现的地区体验和民族文化积淀,以及它对不同群落、民族、阶层、性别、信仰的人们的意义是研究者应该关注的重点。     

“五四”新文学的寓言形态

从文学形态研究"五四"新文学,他剖文学、自剖文学与民族自剖文学分别从内倾、外向和寓言的角度构建了"五四"主流文学的形态群落.民族自剖文学作为寓言形态在于作家以其民族代言人的身份来对"自我"进行无情的解剖,以期革除弊端,求得新生.民族现代性的焦虑是这类文学的情感焦点.<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凤凰涅槃>分别从政治、文化的批判向度及构建民族复兴的寓言方面形成了民族自剖文学的独特存在.与这种寓言特征相联系的还存在主题先在或主题的预设,叙事人与民族群体同构关系等特征.     

理论的乌托邦——评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思想

詹姆逊从后现代文化理论出发,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概念,指出第三世界文学具有“民族寓言”的性质.文章分析了该观点提出的历史语境,对“民族寓言”的本质观念提出质疑,评析了詹姆逊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新阐释,认为詹姆逊“第三世界文学”的建构努力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理论的鸟托邦.     

论张承志的小说创作

张承志是一位有独特创造性的小说家。他把自己对人生与文学的探索,与“母亲——人民”这一母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真诚地表现人民,表现人生。他能站在一个较高的历史文化层次上审视生活,通过表现一代人,表现一个民族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教育的 初心和使命研究

[提要]中国共产党发展民族教育的初心即中国共产党发展民族教育的“原初理念”与始发性认识,涉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发展民族教育”的成熟性与完善性理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宗旨,在民族教育实践中生发出涵括促进社会进步、进行理论宣传、凝聚群众心理、稳定国家时局、促进个体发展五方面在内的民族教育始发性认识。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依据上述始发性认识,在不同历史阶段承担着构建民族发展与区域因素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制度体系（1951-1980年）;构建以经国序民为目标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政策体系（1981-1991年）;构建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文化育人体系（1992-2001年）;构建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旨归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体系（2002年至今）的历史使命。在发展民族教育的百年节点上,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守初心,不断促进民族教育合目的性发展,同时牢记使命,不断促进民族教育的合规律性发展。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

中国文学的“显在的样式”包括各民族文学不同的表达形式、语种、文学样式、不同的传播介质。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征表现出“独享”向“群体共享”的发展趋向和复杂的“独享”、“群体共享”与“部分共享”并存的多重特性。中国文学的“隐性式样”则是制约和影响中国文学精神形成与文学发展历史轨迹的各民族复杂的文化形态和关系。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线性的历史时序，忽视了共时性的历史空间各民族文学间的影响和融通。文化、语种、文学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整体推进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史结构中四个基本要素。     

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之迁变

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属性,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也在“文化热”的讨论中成为了无法回避的话题.作为多民族国家,从上个世纪初以降少数民族文学就伴随着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在不断前行,但在整个发展历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在自身发展中历经了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被启蒙、被解放到文化自觉,整体上呈现出从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的萌发、文化身份的“遮蔽”再到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三大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甚至在许多方面与主流文学之间达成高度的契合,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     

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阅读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另一种路径

晚清以降,民族国家诉求实际上构筑了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现代性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崭新的文化象征。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从晚清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中男西女”的联姻想象,到上世纪50-70年代文化空间的“厌女情结”,以及最经典的民族国家叙事对“新时代的女性”的意义设定,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因此,从性别视角介入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应该是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不容忽视的路径。     

全国“巴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08年9月26～27日，由湖北省巴文化研究会、湖北民族学院主办，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院承办的全国“巴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隆重召开。     

论“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早在一八二七年,德国作家歌德说过:“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二十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和市场的观点出发,又一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五四新文学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新阶段,又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广泛地吸收了外国作品的“可取之处”,作为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创造,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