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回到自身”——当代文学观念的演变

1942年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理论的历史总结,成为周扬所谓的"第二次文学革命",支配了当代文艺的发展。马列文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形成了中国当代反映论的认识论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两块基石。新时期,通过强调文学自身规律,逐步摆脱政治控制,经过现代主义文学的提倡和实践,文学"向内转",以文学审美论取代了文学意识形态论和文学认识论,建立了"纯文学"的体制。当"纯文学"观念开始凝固和本质化的时候,进入新世纪以后,反思"纯文学"又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潮流。文学的概念被重新打开,文学观念被历史化。     

热爱思想胜过热爱文学：《新青年》与新文学

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新青年》并非纯文学期刊,但因为它首次喊出"文学革命"口号,实现了语体和文体的革新,把人的觉醒、个性主义等思想种子播撒到青年人的心中,而被人们认定为中国新文学的发轫与开端,驻留在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上。从上海到北京再到上海,《新青年》经历了从"同乡"到"同人"再到"同志"的位移;在思想与文学之间,它热爱思想胜过热爱文学。经过一个世纪的时光淘洗,《新青年》被赋予众多的价值和意义,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与现实想象。     

文学生产资料与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新中国不得不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行国家垄断,文学的生产资料也被国家行政部门所收编,实现有目的的调剂和配置。国家借助纵向管理模式,通过层层下放建构管理的等级制,文学刊物和文学传播日益被科层化和机构化。尽管此时也有人提出并尝试创办同人刊物,却很快就被扼杀了。文学生产资料的统管与控制使文学刊物出现了同质化和类型化倾向,缺乏自己的办刊特色和风格,从而也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生存与发展。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较量——读《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有感

本文在结合陈刚的《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的内容上,关注中国不同时代背景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发展状况及彼此之间的互动,深入分析中国的文化发展经历了70年代的精英文化"一枝独秀"、80年代到90年代的大众文化崛起以及新世纪以来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并带来新的消费主义的几个主要进程,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较量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背景进行的,不同的文化发展轨迹与新的社会结构产生强烈的共鸣。     

《香港文学》的品牌意识与实践

创刊已30年的《香港文学》,不仅是当代香港文学的标志性刊物,也是具有品牌意识的重要刊物。它不仅重视文化积累,也重视文学评论的作用,提升文学批评的地位。该刊物坚持开放多元,凸显都市风味,彰显刊物品位,打造出了世界华文文学刊物的亮丽品牌。     

从话语媒介到“文学场”——以《笔谈》杂志为中心的史料考察

《笔谈》杂志是著名作家茅盾于1941年9月在香港创办的文学半月刊。这本杂志曾被誉为"对于鼓舞斗志、激发全体中华民族坚持抗战曾经起过不可低估作用"的刊物之一,也是因抗战"文化人迁港"而形成的代表性刊物。《笔谈》杂志从出刊到停刊,恰反映了其从"话语媒介"向"文学场"转变的过程,深刻透射了当时文学刊物形成"文学场"的方式与意义。     

从《围城》看江南文化的近现代转型

钱锺书先生的《围城》蕴含着深厚的江南文化底蕴,并展现出近现代转型时期新旧交替、中西交织的文化特质。江南特有的崇文重教与家族文化氛围让作者关注了一批特殊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构建出在新旧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夹击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新儒林"景象;江南文化具有的兼收并蓄及开放性特征使其能够广泛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然而在对外在文化的盲目崇拜与缺乏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洋泾浜"现象;江南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最早的发源地,也较早被列强打开门户开放商埠,其商业化与都市化进程带有鲜明的殖民化特征,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着独特的现代化进程。转型时期的江南文化不仅奠定了《围城》整部作品的背景底蕴与环境氛围,更积淀在人物的心灵深处,成为其悲剧人生的客观因素,直接构筑了他们的"精神围城"。     

传承与新变:《天地》杂志的编辑策略

20世纪40年代,苏青主编的《天地》杂志承传了20世纪30年代《论语》等杂志的编辑理念,在满足都市读者文化消费需要的同时,追求较高的文学品格。但在上海沦陷区的特殊文化环境下,正常的文学生产体制遭到破坏,文学刊物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和物质条件极度恶劣,制约了传播功能的正常发挥。苏青审时度势,使《天地》杂志的内容向饮食男女主题和日常生活题材拓展,受到了读者的青睐,成为特殊语境下文学刊物成功的典范。     

在商业和文化之间--论20年代《小说月报》的改革

20年代《小说月报》经过茅盾的改革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份纯文学期刊,但它毕竟是民间出版机构的刊物,不可避免地具有商业追求。本文试图从商业和文化的角度重新探讨这次改革的得与失。     

大众文化背景中的中国纯文学

大众文化背景中的中国纯文学李广仓目前，由于大众文化的风行，文化领域内的诸多问题被提了出来，其中我国当代纯文学的命运问题被许多批评家所关注。１９８６年以来，由于读者减少，一些纯文学刊物生存维艰。文学出现危机，失却轰动效应，已成为文学界的一一：句行话。这...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府世仆赖家的兴盛谫论

贾府由盛而衰 ,大厦倾倒。与其相反的是 :赖家虽为贾府的世仆 ,因其在贾府管家时间长 ,权势重 ,善于拍马逢迎主子 ,钻了贾府管理混乱的孔子 ,渐次发迹 ,超越常人 ,最后连主子也要向其乞借遭冷遇。这一主仆贫富易位的典型事例给世人留下颇值得深思回味的人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