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征信活动中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之目的特定原则

目的特定原则对于在征信活动中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加强了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的安全性;二是在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与其他重要利益间维持平衡。主要包含以下内容:收集个人信用信息的目的特定,处理和利用个人信用信息的目的特定,目的变更后的目的特定,目的消失后的删除义务。     

浅析基因隐私权与基因知情权之冲突

基因隐私权在于权利主体有权就自己的基因隐私予以隐瞒和维护,不被外界所知悉。而基因知情权则是权利主体有权依法知悉和获取基因信息,保障其知情的权利。通过对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分析研究,找出利益均衡点,从而实现维护整个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目的。     

我国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立法探讨

个人信用征信制度是关于个人信息收集与传递的机制,是减少失信行为、促进交易的有利手段,是建立信用经济的重要环节。但是我国关于规范个人信用的全国性立法还是空白。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建立需要解决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并在信息的收集、处理、公开、法律责任等方面构建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隐私权与知晓权:冲突及平衡

隐私权与知晓权的冲突与人的非理性表现相关 ,来源于媒介资本的统治力量 ,表现为知性主体与人格主体的矛盾 ,以及民主政治的公开性与隐私权的泛化之间的矛盾。要平衡隐私权与知晓权之间的关系 ,必须辩证把握三个原则 ,即公众利益和国民利益至上的原则、人格权至上的原则和“实际的恶意”原则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

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情权的立法已刻不容缓.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要协调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首先应区分不同领域内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矛盾,并区别对待.然后根据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和平衡于利益、宽容协调的原则解决冲突.     

校务公开与教师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

校务公开必然涉及教师个人信息隐私,不加限制地公开教师个人信息是对教师隐私权的侵害。校务公开与教师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存在的矛盾,实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权与私权、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协调二者关系的原则是：公利优先原则、尊重人格原则、价值衡量原则、最小侵害原则;化解二者冲突的路径有：建立具体规则、慎待公开行为、把握公开尺度、提供权利救济。     

新时期人民利益矛盾的特点及因应之策

当前,人民利益矛盾出现许多新变化.社会群体分化加快,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收入差距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日益突出.为此,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一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为解决利益矛盾提供物质基础;二是要科学预测,防范于未然;三是要公平公正地制定政策,通过政策的调剂和引导,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为解决人民利益矛盾提供长效保证;四是要建立健全矛盾反应处理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综合治理人民利益矛盾.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中的利益衡量司法方法

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已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在立法领域两者是两个有待完善的权利范畴,在司法领域两者间存在权利界限不明、责任归属不清和责任轻重不分等问题。为缓解两者间的矛盾,司法者可以依靠利益衡量司法方法,并据此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来构建完善的利益衡量司法解决机制。     

国家审计促进官民共治的作用研究

官民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官民矛盾,缺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的沟通和引导机制妨碍着"官民共治"的实现.国家审计对协调官民矛盾、促进公众参与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可以提供协调官民矛盾的两类信息:"掌握事项"和"建立诚信",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公众行使其作为"委托人"和"纳税人"的权利;引导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问责,并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有利于实现"官民共治".     

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博弈视角下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一种成本低却高效率的预防性、警诫性廉政机制,不仅可以很大程度地节省政府为廉政而花费的巨额行政费用,督促官员奉公守法,防止其谋取不当利益,而且通过财产信息公开,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公共利益优先的角度可以折射出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官员的一些已经与其行使公共权力产生了联系的隐私行为已不再是民法所保护的隐私,而成了国家政治的一部分。为了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对这部分隐私加以限制。但是,其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个人隐私依然神圣不可侵犯。在财产公示制度实行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官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之间的矛盾。     

大数据时代疫情防控中的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疫情信息的公开提高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性,但频发的隐私泄露事件也暴露了疫情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之间的问题。大数据时代隐私的范围已经被扩大化,为公益目的个人应当接受对其隐私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应该是合法、适度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隐私保护面临着知情同意规则失灵、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利益相冲突、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相冲突等困境。为保护个人隐私,必须严格规制疫情信息披露行为,首先要遵循相关法律原则保证其合法性,其次要保障公众的知情、同意和监督权保证其透明化,最后必须严格落实隐私侵权责任制度,严守隐私保护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隐私权作为一种新型的具体人格权,包括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保护权和隐私支配权。知情权在法律上具有普遍性、双重性、基础性、综合性、对等性的特征。隐私权和知情权具有法律的冲突与权利的冲突。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协调要遵循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利益衡量原则、权利协调原则、人格尊严原则。     

被遗忘权:理性评判与法律构造

欧洲法院的被遗忘权判决实际上赋予了个人从互联网上撤回、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本质上是隐私权在网络空间中的拓展。“被遗忘权”引发了学术界的极大争论,支持者认为被遗忘权有助于实现个人信息自主,反对者认为被遗忘权有可能威胁言论自由。对被遗忘权的利弊考量应结合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制度背后的产业利益进行评判。事实上,被遗忘权虽与言论自由有所冲突,但可以通过权利限制机制和利益平衡原则调和。就法律构造而言,被遗忘权主体应当涵盖公众人物,义务主体则应包括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和网络内容提供商,同时,应构建被遗忘权的权利限制机制。对被遗忘权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中国个人数据保护制度的革新与完善。     

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是权利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的突出表现之一,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利的涉它性以及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同时我国隐私权与知情权立法的缺失增加了两权利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平衡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可从完善立法、明确权利边界和个案利益衡量等角度进行尝试。     

慈善募捐中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慈善募捐会在信息披露、与慈善组织共享信息、与商业机构共享信息这三种情况下对捐赠人的隐私权造成侵害.这三种情况的法理基础与法律关系各不相同,其中信息披露牵涉捐赠人的隐私权、言论自由权与公众的知情权的冲突;与慈善组织共享信息,牵涉慈善组织经济利益与捐赠人隐私权的冲突;与商业机构共享信息,则涉及募捐方式的问题.目前,中国尚未有针对慈善募捐过程中捐赠者隐私保护的相关规则.该情况并不利于对捐赠人权益之保护,也不利于慈善行业之健康发展.因此,中国应尽快研究相关法律之创设,引入"明示/默示规则"等先进制度,并创设相关信息管理机关,以填补这一立法空白.同时,还应区分一次侵权与二次侵权,对于二次侵权,应引入二次侵权保护目录规则,并设立专门的隐私信息管理机关.     

隐私权保护的民法转向与刑法因应

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必须立法保护。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前,已经初步形成以部门法为核心的隐私权保障体系。《民法典》沿用《民法总则》的保护模式,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脱离出来,与个人信息权并列为独立一节。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刑法的隐私权保护。在刑法中,隐私权的独立法益地位尚未呈现,涉及隐私权法益的保护采取依托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法益的间接保护,可能导致隐私权法益保护的不周延和错位。鉴于民法承认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和刑法隐私权间接保护的困境,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应着眼于风险控制。刑法需要探寻隐私权直接保护的新路径,以便构建我国隐私权全面保护体系。     

隐私信息类型、隐私采集主体与个体隐私风险感知的交互作用研究

智能社会隐私关注与数据挖掘之间的博弈值得关注,而目前尚未厘清隐私类型、隐私采集主体和个人隐私关注之间的关系。通过一项针对160名大学生的4（个人信息类型：数字足迹信息、数字生活信息、人口统计信息和自我披露信息）×2（主体类型：人类和人工智能）混合实验发现,受试者最为关注个人数字生活信息隐私,对人口统计信息隐私风险的关注最弱。此外,受试者更信任向人工智能主体而非人类主体披露个人隐私信息。根据研究结果,从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宣教、督促企业履行法律和伦理义务、应用联邦学习和区块链隐私保护技术,以及建立隐私侵犯事后救济等方面提出建议。     

论信用卡持卡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随着信用卡的普及以及信用卡共享信息系统的逐步建立,持卡人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在信用卡核发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个人身份信息和信用卡交易信息因涉及隐私权均应依法加以保护,但我国对持卡人的隐私权保护在立法方面、申领合约方面和举证方面尚存诸多不足之处。为此,文章在借鉴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和司法保护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持卡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