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析

董仲舒是汉代的儒学大师,今文经学的创立者,位至“群儒之首”。他的儒学思想是在承袭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要求广采博择诸家学说融汇而成的。春秋末期,孔子倡导纳“仁”入礼,提出一整套“德治”的方案,在当时不失为一大创见。可是这种所谓以仁义治天下学说的宗旨却在于实现“礼治”,以匡正被动摇了的奴隶制,稳定和巩固尊卑贵贱的传统旧秩序。董仲舒承袭了先秦儒家“德治”的学说,同时也吸收了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的“法治”学说,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他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指出:单一使用严刑峻法治民不能巩固封建统治。要求用孔盂以仁义治天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思想文化建设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详尽回答了汉武帝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他以敬天为旗帜,以仁义礼乐为内容,以兴学取士为手段,以道德教化为原则,确立了“独尊儒术”思想纲领。汉武帝通过一系思想、文化、宗教和政治措施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王者以仁义治天下的理路及困境——论董仲舒天下观念的内在张力

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王者来实现天下太平，董仲舒转而强调孔子天下观念中的仁义理念。在董仲舒的设想中，只要帝王奉行仁义，爱人律己，区分“内治”与“外治”,经由“京师—诸夏—夷狄”的“近—远”进路，仍然可以实现四夷臣服、百蛮朝贡的太平局面。可是现实中的天下并不太平，华夏与夷狄的矛盾终未消散。董仲舒为此又提出了“说之以厚利”并“结之于天”的方案。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文明类型。如此形塑的“天下”,才能克服帝国式的暴力治理与扩张。     

《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对儒家仁学的创新与发展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他对孔子创立的仁学非常重视,从三个方面做出了创新与发展。一、孟子认为仁源于人的恻隐之心;董仲舒则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从而确认了仁的外在的超越性本源。二、董仲舒继承孔孟的仁爱学说,第一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三、孟子以后儒家倡导仁义,董仲舒则将仁与义区分开来,认为仁与义有分别：仁指向他人,要求安人、爱人,而不是自爱;义指向自己,要求正我、修己,而不是正人。董仲舒的仁爱学说,在儒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     

关于孟子思想之新诠释--以政治思想为中心

孟子的“仁义论”是综合原始儒家的“仁”论与前期墨家“义”论而形成,但是孟子将“仁义”概念结合于他的“心性”概念,从而创造出新的涵义。由此,孟子政治哲学确立了超阶级的普遍性与道德对于世俗权利的优越性。我们将具备此含义的孟子之政治思想称为仁义的政治思想。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仁义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构成仁义政治思想的思维方式;以及其思维方式所蕴涵的意义与问题。     

《孔子改制考》中的“董氏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的“董氏学”思想对其《孔子改制考》的撰写有着深刻影响。为了证明孔子具有“改制”的资格,康有为借董仲舒之口来塑造孔子为“新王”的形象。同时,他还证明孔子的“改制思想”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能够接续孔子“口说”的,则是董仲舒。他认为“托古”是孔子改制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托古”思想依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超越与回归:名教与自然——对嵇康思想的再认识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的代表思想,但它并不能完全揭示嵇康思想的全貌.嵇康提出“越名教”的目的是“任自然”,但“任自然”的真正落脚点却在“归仁义”.他认为,先圣体悟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情,才创立仁义制度,行仁义于世.为了实现仁义,嵇康又提出践行礼法的主张.嵇康的思想以“越名教”始,以践礼法终,在这个循环中,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变得成熟.     

论“五行”范式的演化、扩展和价值取向

"五行"原初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万物构成的基本元素的概括,并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演绎出万物化生的序列性法则。后来"五行"在思孟学派那里演变为概括社会领域内道德伦理秩序的"五德"。接着邹衍将它变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和政治治理法则。最后,董仲舒使它成为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道德秩序的统一体。促使这种演变不断发生的是中国古人的人则天地、必须以自然为师的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落脚于人间秩序的价值取向。     

《论语》中有关“仁”的思想及现实意义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和最高道德规范。对孔子《论语》中仁学思想的剖析主要是探索孔子仁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仁学思想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孔子从"孝悌"的自然亲情出发,以推己及人为方法,进而把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突出强调了仁的爱人精神。     

儒家群体共识理论的养成

关于儒家的群体共识,在中国建立大一统社会之前,孔子表述为仁学。孟子和荀子从不同角度证明设置仁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大一统社会建立之后,董仲舒概括为三纲五常,相当长时间内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宋明理学家分别建构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从形而上学高度给予证明,最终实现“以儒治国、以儒治身、以儒治心”的大目标。儒家群体共识理论同爱国观念息息相通,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资源。     

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续论

儒术与贾事相会通的经商之道、兼求仁义的儒家品行、雅好诗书的书生本色以及向儒业的努力复归,是明清小说中一些弃儒从商者"儒"之情结的浓浓体现.这种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有其深刻的现实渊源.     

浅论董仲舒教化思想之实施途径

董仲舒教化思想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对于道德教化的基本措施、途径和方法的理论论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教育规律,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不无启迪和借鉴作用。本文从"显德以示民,化民以成俗"、"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节民以礼,乐成其德"以及"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等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从原初人学思想到古典人学——古代儒家哲学的逻辑发展

孔子改造原始天命观建立原初人学思想后,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孔子的原初人学理论.董仲舒以神学形式阐发儒家伦理,既是对人的肯定也是对人的否定,他游移在哲学与宗教之间,构成儒家哲学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宋明新儒学通过对董仲舒的哲学化神学和佛教哲学的辩证扬弃,在新的高度向先秦的原初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复归,建立了古典新人学理论.儒家哲学对人的关注和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对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及其意义

“活法”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首倡者应为北宋胡宿,其以“活法”来倡诗作之新变;苏轼对“活法”的推进至关重要,提出“信道法智”“道凝而法活”,反对“死法”,将“活法”作为“道”及万物人生之本性而致思,确定了“活法”的基本意涵和生命向度。吕本中认为“活法”是“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并落实到自我生命的维度,张元幹、杨万里等进一步阐发了“活法”之说。宋代理学彰显着生生性、活络性,“活泼泼地”是理学家常探究的话题,儒家之“活”是万物之理、学问之法,亦是文艺之则;禅宗之“活”是“活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参活句”一直是宋代禅僧的话头,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多次论及,这对吕本中、杨万里等“活法”观具有巨大影响,清代朱庭珍、石涛等人直接将“活法”阐发为“至法”“无法之法”。中国古代之“活法”观凝结着宇宙万物之生命的深度思考。     

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司法思想

儒家司法思想以人性论为根据,人性中趋恶的因素及国家对其予以合理限制是司法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司法的地位在于辅助德教,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司法的价值一是"仁道",二是公正;司法的目标是促成德治、仁政或礼治社会的实现。先秦儒家司法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对仁道价值的不懈追求,而这种仁道价值与今日之人道主义在关爱人、尊重人这一点上是相通的。道家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提出了人道必须效法天道的理论学说,在司法问题上也主张司法必须顺应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从而体现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司法理念。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经典《黄帝四经》提出的"秋冬为刑"说,后经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论证而被确立为一种司法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清。《黄帝四经》提出的"精公无私而赏罚信"和"诛禁不当,反受其殃",阐述了公正司法的重要性,体现了一种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司法理念。     

礼·仁·中·生:儒家道德自由如何可能

自由可以在多种意义上理解.儒家别开生面地设计了一种道德自由,描述了一种道德境界,并就这种道德境界的可能实现做了精辟入微的探究,为道德建设和心理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支援意识和思想资源.该文在指出儒家道德境界的同时,力图从"礼"的理性自觉、"仁"的内在培育、"中"的方法运用、"生"的境界提升等向度,挖掘和深究儒家道德自由如何可能的前提条件、关键所在、方法原则、动态过程以及内在逻辑理路.     

从河间到中央:董仲舒与景武之世儒学演构

董仲舒少受齐学影响,壮游河间,以五行对河间献王。后入朝为博士,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建元年间上《天人三策》。作为太中大夫,一名高级郎官,顾问应对、参与机枢,为汉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文教措施,构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他的学术活动见证和推动了景武之世儒学从河间天礼之学向中央天人之学的演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