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学概论》一书"今文"、"古文"观质疑

经学研究是钱穆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经学的今古文问题.理清钱氏的今古文现对我们全面理解他的经学观是必要的.《国学概论》是钱氏早期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今敢就钱氏《国学概论》中所涉"今文"、"古文"概念之运用提一商榷.钱氏今古文观之误莫不在于固守先秦诸子晚出今文之论;《概论》之弊,要不出"泛化"亦即混淆今古文之争者.究其原委,思想渊源系出于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社会性质之认识,即先秦时"文字已有古今,而实贵族、平民间一大分野也."①此说虽新意可喜,然不切历史事实之真相也.     

回望"轴心时代"--"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

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出"五四文艺复兴"之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发现先秦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媲美的"轴心时代",发掘了久已衰落的先秦诸子之学,从而确立了"五四文艺复兴"的目标和内容。通过对"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和精神传统的复兴,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本土资源与动力,这是新文化人倡导的"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     

"有学""无学"之辨: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

20世纪初年,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梁启超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回应.三方均欲依傍西学的分科概念反省中学,但在模糊的"科学"标准下,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学",近代"无学",欲以"科学"为榜样,对旧学新之而不弃之;<新世界学报>认为中国古已"有学",只需复兴古学,保存国粹即可;<大陆>则认为中国根本"无学",应径取欧美之学以替代中学.中国学人在兴学道路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在相同的西学话语中自我体认的差异,折射出他们面对东西学术时自卑而又不甘落后的矛盾心态.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先秦传世文献"情"考辨

对于先秦传世文献中的"情",李天虹和欧阳祯人都曾作过细致论述,既有其合理内核,也有其明显不足.从先秦"性""情"说的大背景中考察,"情"在先秦传世文献中应具有两种含义:一种与"性"相对,具有形上意味,指人或物的自然本性;一种有形下意味,又可分为两类:(1)主观的,指内心之实;(2)客观的,指事物之实.     

孔子"君子学"发微

孔子是"君子之师",孔子之学是"君子之学".回归"君子"的原初含义,强调"位"与"德"的结合,从培养合格管理者的角度,揭示孔子"君子学"的真实意蕴;进而探讨君子之"德",把君子的道德修养作为其从事管理活动的必要前提;并立足于君子之"政",从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角度,展开儒家的"德政"思想.孔子的"君子学"对于任何时代社会管理"精英阶层"的培养、使用和管理,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东亚政治思想的发展:伊藤仁斋转向古学之路

以直读先秦儒学经典、探求圣人之学之真谛、经世致用的古学学派在德川时代初期产生,伊藤仁斋是该学派的首要创始人。仁斋倡导古学之目的,是学圣人之道。他通过直接学古代圣人经典原著,也就是所谓的新创古学,努力复原先秦孔孟思想,从而阐明了其支持封建共主体制,注重以仁为根本,强调可用于人伦日用的经世致用之学。他大胆否定官方推崇的宋学而鼓吹古学,揭示了圣人之学与圣人之教不需通过中间媒介,人人可为可行,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自主独立人格性,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一家新说。仁斋的治学理论及带来的新学风,对后来的另一古学创始人荻生徂徕,以及日后出现的竭力以去除"汉意"为目的的"国学",以及德川时代以至近代的所谓日用之学的"实学",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仁斋的圣人道学,承孔子本意,是当时东亚学人有共识的、以文明———圣人之学来辩华夷(civilized or uncivilized)的努力与结晶,全无近代西方舶来的据种族地域类分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     

《汉书·艺文志》"艺文"古义考

古今学者于《汉书.艺文志》"艺文"古义多有误解。《汉志》"艺文"之"艺"来源于先秦之"艺",本指诸家所长之技艺、术艺,与"六经"无关。"文"为规范、楷式之义,本之《易.贲卦.彖辞》"天文"、"人文"。"艺文"所体现的是先秦时期诸家之艺的系统及其规范,反映了班固"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的精神趣旨。     

依中国文化精神建设当代国学

"当代国学"与"近代国学"有别.近代国学之研究,起自中学与西学之对比以及依西学之目标重理国故,其意义主要在近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当代国学则缘于西学根本局限性之发现以及中国文化生命之复兴的需要.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区别在于:一为"实践感性",一为"实践理性".明此区分,是建设中国学问之当代构架的出发点.当代国学之建设自有当代中国民众的生命实践作为基础,但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感性意识异化原理作启发,兼引当代西方存在论革命之思想,才能一方面从根本上诊治中国传统文化之痼疾,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立心、立命.     

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先秦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的学派划分,形成于汉代;汉人根据他们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新的阐释或改造,而这种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先秦学术的真实面貌,已经不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先秦学术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按照学派的划分去认识先秦思想,也容易造成这样的弊端:对于某一学派内部,重其共性而忽视个性,而学派内部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不同学派之间的个性来说,又造成重视个性而忽视共性,忽视各学派共同的思想文化前提,忽视三代文化对于先秦学术的奠基意义.先秦时期留下来的可以名家的学者并不很多,分别称为某学某学即可,如老学、孔学、庄学、孟学、荀学等等.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