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杂文理论之变迁

20世纪中国杂文理论的变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鲁迅时期,鲁迅不仅赋予杂文以战斗性,而且赋予杂文以社会学、历史学与民族心理学的重要价值;二是40年代,为杂文的衰落时期;三是50年代,杂文比较冷寂,并引发争论;四是新时期,关于杂文的讨论实际是40年代就开始的关于鲁迅式杂文是否过时争论的继续,提出了“新基调杂文”的概念。从40年代到60年代,杂文命运多舛,多次在与政治的短兵相接中一败涂地,“新基调杂文”实际是杂文领域中一股向着政治叛降思潮的体现。     

论20年代"乡土小说"的主题特色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流派纷呈,在鲁迅的带动下,“乡土文学”兴起,不同地区的作家用不同的文笔表现不同的社会风俗。本文从主题方面论述了“乡土小说”对我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杨宪益英译鲁迅作品的翻译策略及其域外传播

对于杨译鲁迅作品的研究旨在探讨译作选择、翻译策略、译作推介对于译作域外传播的影响。使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杨译鲁迅作品的选择及国内外出版给予客观呈现;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杨译鲁迅作品的翻译策略;通过馆藏统计和文学评论分析,阐释杨译鲁迅作品在域外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杨译灵活的翻译策略为杨译鲁迅作品的域外接受铺平了道路。但其译作在国内的出版高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的重印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文学接受上出现了明显的滞后。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因素在50年代对于杨译鲁迅作品的域外接受产生了消极影响。到了70年代,意识形态对立相对缓和,通过出版人和文学评论家的共同努力,杨译鲁迅作品迎来了域外文学接受的高潮。     

鲁迅作品中的精神话语及其在越南的影响

鲁迅是越南读者熟悉的作家,他的作品被从多个角度理解、分析,他对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的贡献得到了越南文学研究界的广泛认同,有不少来华留学的越南学生的毕业论文涉及在越南的鲁迅研究。20世纪20、30年代鲁迅在越南文学文化中出现,50、60年代中越关系最友好时期,越南需要一股强烈的革命精神,出现鲁迅作品翻译热。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心和贫穷农民生活的关心、鲁迅作品中充满影响力的精神话语,体现出一种爱国、反封建、改造国民性思想,充满喜怒哀乐的心情,越南读者能从中找到积极性的关于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农民精神生活的、作者精神的话语。这使鲁迅作品20世纪50、60年代受到越南文学研究界、越南读者热烈欢迎的重要原因,鲁迅作品的精神话语也成为越南读者最关心的一个方面。     

鲁迅与黎锦明

黎锦明作为鲁迅赞赏过的"湘中作家",和鲁迅有过密切的交往。鲁迅曾经亲自教诲黎锦明,因此无论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黎锦明都深受鲁迅的影响。他继承了鲁迅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又开启了革命小说的先河。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黎锦明和鲁迅一样旁出一支"反抗复仇"的主题,最终成为20世纪20年代一位重要的小说家。     

论20世纪20年代专业戏剧学校的话剧演出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校园戏剧的繁荣时代,但以往的研究大都肯定校园话剧在20年代的主流地位,却缺少对该时期校园话剧的细化梳理和研究。笔者认为20年代专业戏剧学校演出的话剧是该时期校园话剧的重要支脉,以该类话剧作为考量对象,着重梳理20年代专业戏剧学校话剧演出的特点。     

鲁迅台湾接受史论纲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作为新文学作家被引介到台湾文坛,到三四十年代,台湾成为鲁迅在东亚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左翼战士”的鲁迅形象逐渐生成.光复初期两岸文化汇流,两岸知识分子共同掀起台湾文化史上罕见的“鲁迅风潮”.此后,绵延贯穿整个“戒严”期的“反鲁论述”,与同时期向海外发展出的自由人文主义者的鲁迅研究、向“地下”发展出的左翼知识青年阅读鲁迅的潜流一起组成“戒严”期台湾鲁迅接受的三色光谱.“解严”后,形态各异的鲁迅著作及中国大陆、香港等地的鲁迅研究成果相继在台湾公开出版;学术界也开始对鲁迅进行学理性的研究与讨论,台湾鲁迅研究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得到了推进,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的初步评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是20世纪前半期学术发展态势在新的政治与学术体制中的延续,在研究者群体自身定位与学术生产方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具体的学术内容上,也继承上半期的许多具体观点,但被纳入到阶级分析、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比较凝固的模式中,仍然显示出新旧交汇的复杂的情况;同时新文学派完全成为主流,并且鲁迅的经典地位被确立。剔除此期庸俗社会学与机械论的因素,在具体的诗人与诗歌作品的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实质性的推进,并且为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奠定了一些基础。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能够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货进口的剧烈下降;民族资本家的创业精神;20年代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民族资本集团;20年代国内市场的扩大;中国人民反帝爱国革命运动的推动。      

鲁迅《故事新编》创作风格嬗变与租界体验

20世纪20-3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方式和成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事新编》是鲁迅分别在寓居上海前后两个时期完成的作品,后期作品在叙事风格和审美效果上与前期作品《补天》、《铸剑》、《奔月》有着明显不同,这和鲁迅身处上海的租界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     

方汉奇在70年代的鲁迅研究及其启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不仅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内,从"文学家"的角度对鲁迅进行研究的成果早已汗牛充栋,"鲁迅研究"也已成为显学;但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中,从"报刊活动家"的角度深入研究鲁迅的学者并不多。论文着力探讨方汉奇先生为什么在70年代研究鲁迅?他是怎样研究鲁迅的?他的"鲁迅研究"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

鲁迅到厦门大学的初衷是从事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在厦门他以"学术"释闷.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所感到的寂寞和孤独,不仅仅是因为与许广平分隔两地,还因为他的文化思想与当时的学院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差异和矛盾.通过厦门和广州两个时期的亲身体验,他对当时的学院文化感到严重的失望,这是他后来离开学院派、成为自由撰稿人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同左翼作家结盟,开始新的文化斗争历程的思想基础.     

暖与苦:论鲁迅散文中的生命意识与温情意识——以《野草》、《朝花夕拾》为例

鲁迅是思考着的,于是有属于他个人的尖锐难察的痛苦;鲁迅又是生活着的,于是也有属于他及其身边人的可察的温馨。从"神"到人,从成人到孩子,从思想者到生活者,鲁迅有着多面的形象,他带着不同的情绪和思想,穿梭在他自我创制的不同的文学世界中。生命与生活,在鲁迅的笔下,是两个层面的世界。《野草》体现了鲁迅不明来路、未知去路的生命意识;《朝花夕拾》体现了鲁迅及至今日、未忘昨日的温情意识。     

《野草》与鲁迅个体精神的复杂性

《野草》是鲁迅个体精神复杂性最典型的显露,光明和黑暗、绝望和希望、出世和入世,这样的二元对立在《野草》中全面展开,显示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多层面。从谱系学角度读解《影的告别》,可以看到鲁迅的四重主要的影,也就是四种有生命力的精神：儒家,道家,佛教,西方式个体精神;这四种大的文化多元共生,取长补短,共生生长出鲁迅的精神。鲁迅在《野草》中显示出这样的两面性：绝望的虚无感与反礼教精神;同时他对传统文化又是肯定的。     

鲁迅战斗精神对顾随的影响

鲁迅先生被称为民族的战士,其精神对后辈学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顾随积极地学习鲁迅、宣传鲁迅。他深受鲁迅战斗精神的影响,自觉地以鲁迅精神来改造自己,铲除旧日愁思,不再忧思抑郁以自伤,努力锻炼坚强的意志,由牢骚抱怨转向执着进取,在文学事业中勇猛创新。他把鲁迅作品中的意象、意境化用入词,将鲁迅作品中的思想、精神融入于词,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虽然顾随自谦没有学到鲁迅的战斗精神,但他在各个时期都表现出勇于反抗、积极进取的品格。尤其是抗战期间,顾随进一步将战斗精神融入文学创作、诗词论著与古典文学课堂当中,彰显了抗战到底、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为青年一代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反抗绝望与超越绝望——鲁迅《野草》和梁实秋《雅舍小品》生命哲学比较

鲁迅的《野草》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都充满对生命执着的探寻，大体来说，鲁迅的生命哲学是向下扎根，具有深刻性、真挚性；梁实秋的生命哲学是向上飞升，具有超越性、平和性。《野苹》是鲁迅对黑暗社会“绝望”和“反抗绝望”的刻骨铭心的生命箴言；《雅舍小品》则是梁实秋对现实社会“绝望”从而“超越绝望”的从容典雅的生命诗篇。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体现为韧性战斗精神，是执着现在的现实主义。归根结底是“真”，真中有善，是一种大善；梁实秋“超越绝望”的生命哲学体现为儒雅为业，是执着现在的理想主义，溯本探源是“善”，善中有真，是一种本真。     

怀疑意识、主体性及其他——论孙郁鲁迅研究中的哲学视角

哲学视角是孙郁的鲁迅研究中起步早、且一以贯之的一个方向，他独创性地将鲁迅与康德进行比较，认为在强调认识的有限性这一点上，二人不乏相似性。孙郁强调怀疑意识作为鲁迅思想的“内核”，并指出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他以“主体性”思想为参照，对鲁迅思想和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进而指出传统的“主奴文化”是形成“相互主体性”思想的障碍。概而言之，孙郁对于哲学视角的运用，并非纯粹的知识生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谁的“现代”，何种“现代”？——从鲁迅早期文言文看其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构想与现实意义

鲁迅的意义不在于为提供了什么高明的现代化理论，而在于确立了一种近代中国最缺乏的“批判性质询”的态度。从这种现代性态度出发，鲁迅建构了自己关于现代化问题思考的完整构想：以“审己”为原则，以“比较”为方法，以“自觉”为“本根”，以“精神”为“根本”。鲁迅的构想是出于文化整体的观照，他同样重视精神之外的政治、经济问题。     

彭柏山和鲁迅

彭柏山在追求革命的过程中参加左联,走近鲁迅,走近文学。鲁迅博大、坚强的人格力量,鲁迅对盟友不苟且、对敌人不妥协、为真理韧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是彭柏山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鲁迅敢于面对现实、重视民族灵魂重铸的深度艺术追求是彭柏山执着坚持的文学精神。     

被遮蔽的鲁迅形象——阶级斗争话语与鲁迅的符号化

在对鲁迅宣传和阐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与其精神背离的政治功利性线索,启蒙者的鲁迅形象长期被遮蔽。1962年后,鲁迅被纳入“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视野中来,“文革”期间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从鲁迅身上榨取资源,内涵丰富的本应“说不完的鲁迅”被“文革”政治彻底地符号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