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再探析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独特的编写体例、分期方式及价值评判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新格局的形成。《中国新文学史》充满活力的写史语言、富于个性和激情的叙述方式时至今日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面临转向的关头,回顾与梳理这部史著意在正本清源、启示当前。     

略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出过多种版本了。今年又出版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以下简称为《简编》)。这不是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为“三卷本”)简单的删改与浓缩,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提高、新的发展,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开创性价值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 0 0 0年 4月版 ,以下简称《通俗史》)是由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领导的学术群体携手攻关、历时十余年而最终完成的 ,属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全书共分八编四十九章一百九十五节 ,约 1 40万字 ,资料翔实、理论新颖 ,是一部全方位、大纵深、开创性地勾画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创作概况 ,并初步建构通俗文学研究理论框架的恢宏巨著。它的主要价值在于 :一、《通俗史》填补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空白 ,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工程。正如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的 ,“是做着一件前人忽略了的工作” ,…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评王泽龙教授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已有50余年，其间编写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计其数。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历史与学科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重构的历史过程。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的著作《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对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作了自己的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研讨会综述

《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暨山东省高师现代文学教学改革研讨会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２日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曲阜师大、聊城师院、青岛大学等高校的近２０位专家、学者及山东省教委高教处、齐鲁书社、山东师范大学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是山东省教委"九五"立项教材,被列人"高等教育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该书由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朱德发教授任主编,齐鲁书社１９９９年８月出版,现已被数所高校列入教学改革的试验教材。与会学者就该教材在内容和体例的创新,结合现代文学教学现状…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大胆探索——评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学者们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数以百计，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编制出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最近出版的由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重写试验，在文学史观念、研究视野、叙述策略等方面都体现出新的突破。     

罗庸《中国文学史导论》研究

罗庸从1932年至1950年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史,有20年的历史。他与胡适、傅斯年一起把当时陆侃如、冯沅君研究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阶段推进到文体发生、演化的研究阶段。进而罗庸又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预见文学发展的未来,并论述了中国文学史的"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理论。     

史识的坚持与诗意的追求——《中古文学史论》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管窥

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与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40年代末出现的两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著作。王瑶在书中坚持对"史识"的追求,因此他的著作处处闪耀着理性的光辉。林庚则善于用诗人的眼光去感知各种文学现象,行文流畅,跌宕起伏。两部著作各有所长,在当时开创了风格各异的两种研究方法,因此对这两部书的研究思想与方法进行对比学习,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迷魅化的讲述——论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

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历史暴力及其文学书写,直指现代性进程中种种意识形态与心理机制加诸国人身上的规范和训诫。现代性（modernity）与怪兽性（monstrosity）相伴相生,现代性有时反而更需仰仗暴力以正其身。它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历史与历史再现之间的落差,尤其是革命男女如何于政治与身体、信仰与欲望、现实与虚构间串演幕幕悲喜剧;二是文学纪恶与其否定的辩证,探讨“文学所思所愿”与其“所写”之间的距离;三是“自杀”作为一种非传统的现代中国主体性的独特的生成方式。最后总结全书．探讨当代中文文学描写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的面貌。     

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开拓性的史观与史识——评范伯群《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史学价值

范伯群的新著<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是按照历史推进的线索和通俗文学发展的周期来建构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科学体系的.作者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萌发一直写到20世纪40年代雅俗融合的新市民小说,把通俗文学的发展轨迹系统地梳理出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流变过程.作者指出知识精英作家是借鉴革新派,通俗文学作家是继承改良派,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萌芽与小说转型的任务主要是由通俗文学来承担的,并提出了"都市乡土小说"的概念.     

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

白寿彝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带领国内众多著名史学家,经历20个年头,编写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通史编纂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历史观、国史分期、民族观、中国的疆域、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编纂体例、体裁、中国史与世界史等构成。研究大通史的编纂理论体系对深刻领会白寿彝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寿彝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白寿彝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奠定了新世纪通史编纂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从清末民初科学小说新词语看"现代性"新词语的来源和发展——兼论"标志性子词语场"理论和"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

“新词语”在词汇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概念。新词语实际指新义位。为新概念造词是新词,旧词产生新义位也是新词。旧义位的新用法有的能产生新词,有的不能。新词语是一个时期所特有的,是一个共时概念。一个时期的新词语系统是标志性子词语场,是与上一时期区别的标志,是划分词汇史的标准。而“基本词汇”由于它的稳固性、普遍性、能产性,它是词语最底层不易变化的成分,因而不宜于作划分词汇史时代的标准。现代汉语中反映新文化、新科学技术、新社会、新经济、新生活的词语系统产生于明末清初,所以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在明末清初。     

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这篇学术对话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问题:1.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史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2.结合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情况(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和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信息;3.关于西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治学心态、学术观念与内在感受。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曾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这样就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应也忽视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从早期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人权的引进时序,中国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早期白话文的倡导和早期翻译作品的成就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位移,才能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