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中和位育”与现代公民社会

如何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儒学重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既需要我们对儒家伦理的"前现代性"有充足认识,更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在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过程中作为一项思想资源的意义.公民社会的这种伦理要求与传统儒家伦理在诸多方面是相颉颃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拔高传统儒家伦理的"精神价值",无论怎样强调它的超越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儒家伦理是产生于"前现代"的伦理观念,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宗法血缘型社会,这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公民社会是有天壤之别的.     

朱熹关于封建伦理纲常“形而上学”化思想研究

朱熹所倡扬的"天理"就是儒家伦理纲常中的"五常",亦即"仁义礼智信". "仁"与"理"相结合,成为先验的宇宙最高真理、普遍规律、万物本体,伦理道德的总原则,人们认识与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理一分殊",即以伦理"五常"为内容的弥漫宇宙的道德意志与道德律令的绝对理念,由此论证本体世界(理)与现象世界(人、物)、抽象的"形而上学"道德理念与具体人间"形而下"的道德行为、言谈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合,同质异体的互动关系.     

"自我"与"他者":儒家关系伦理的多重图像

将儒家伦理化约为差序格局,认为儒家伦理不能适应陌生人社会,这种判断只是关注了儒家的血缘亲情伦理和礼的差别性待遇,而没有认识到儒家伦理的多重维度。事实上,儒家在人与人之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还建立了普遍性的关系伦理、交往价值理性和相与之道,这种伦理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效,而且对中国现代陌生社会和陌生人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是有效的。通过儒家关系伦理和相与之道的多重图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分·名·伦·和:先秦儒家治世伦理的逻辑谱系——兼评陈继红著《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

建基于《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一书,从先伦理学路径出发阐释先秦儒家治世之道的逻辑谱系,其基本要义在于:"分名伦和"作为先秦儒家治世伦理文化设计,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形成了儒家理论形态的知识理性。具体来说,"分"是生活世界的本体界定,治世之道的逻辑起点;"名"是价值世界的实践诉求,治世之理的德性归依;"伦"关注现实世界的普遍生活,治世之政的身份定位;"和"构成了理想世界的绝对精神,承载治世之道的知识传承。     

"对话范式"视域中的儒家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为了凸显儒家伦理的对话意蕴与当代价值,通过文献疏解与比较诠释相结合的方法,从"对话范式"的视角对儒家伦理作了探幽发微与阐述诠解.认为儒家伦理并不以孤芳自赏、默默独语的"独白范式"为其主要诉求,而是以主体间的平等协商、真诚沟通、悬置中心、宽容互让的"对话范式"为其基本归依.我们不惟在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仁"那里明辨其对话意蕴与共在诉求,亦可在其重要范畴"忠"、"恕"、"诚"那里体味其对话精神与交往理性之维.儒家伦理不仅较早批判了独白主义的伦理范式,而且能为走出当代伦理困境,重建当代伦理对话精神,构建生态和谐的光明大道与诚心友爱、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以及中西文化的和谐共处提供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天人合一"的内在逻辑——"伦理法"

中国传统儒家学派中,天是客体,人是主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价值要服从真理.但是他们认为人是宇宙的核心,只有人才能实现天道的运动、实现"天人的合一".这是人生存的根本,是人生存具有意义的前提.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以人的道德性为核心、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观对人性内在完善的不懈努力,对"天人合一"的泛道德的执意追求,含有一种以善为最,以善为真的内核.通过"法自然",依照自然中早已存在的"伦理秩序",建立、恢复或加强人际间以伦理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秩序,使人伦达到自然的和谐.从而,衍生出中国特有的伦理法.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架构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主流和"常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政治伦理逐渐形成了以礼仁、民本、中庸、和合、忠孝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伦理架构。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政教分离、历史进步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现代意识,对儒家政治伦理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因此,只有对现代意识进行解构,重新恢复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与和解,还儒家政治伦理以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儒家政治伦理的现代价值。     

杜维明对当代儒家商业伦理的建构——一个精神人文主义的视角

杜维明针对儒家第三期发展,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儒家商业伦理进行了探索与建构。在杜维明看来,当代儒家商业伦理是儒家人文精神在21世纪商业社会的开显,是儒家对商业社会的反思,以及儒家核心价值同西方商业伦理的对话。精神人文主义"己群地天"四个面向,除具理论价值,也有实践意义。杜维明提出将精神人文主义作为建构当代儒家商业伦理的一种思路的设想,是希望儒家的人文精神能为当代商业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有益资源,能为人类的持久繁荣作出贡献。他的探索,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开辟了新的空间。     

"思无邪"与儒家伦理教育

"思无邪"不仅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孔子"诗教"的目的和要求.以"礼乐教化"形式出现的先秦儒家伦理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无邪"并非简单的强制人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是注重引导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升华,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以个体审美人格的完成契合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汉宋诸儒拘于其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理解,致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出现诸多弊端.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道德建设中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享受,正确处理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儒家礼乐教化的.     

存在、价值、境界——二程“儒佛差异”之辨新探

北宋程颢、程颐提倡万物存在的根源在于本体"实"理,阐发出理学之门庭是以儒家道德形上学为径路,基本内核是以居敬为方法的内圣修养工夫,从而在存在、价值、境界三方面廓清了理学"援佛而非佛"的本质。二程的"儒(理)佛差异"之辨是北宋道德秩序与道德价值的映照,他们对理佛差异的辨析有双向目标:一方面自信地回应了佛学挑战,另一方面阐发出儒学在北宋时期"理"之本体思想的精妙,表达出了对儒家生生之德的坚持与维护。     

"大象无形"与传统道器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按伦理精神结构的文化形态,伦理思想与哲学和政治融为一体,构成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一套以"道德"为标准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传统道器思想对形、象、道、器等思想文化概念的解读,从哲学、审美、造型三个方面反映了传统道器思想鲜明的文化特色,并对传统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不语怪力乱神到奢谈天道性命——从认识论角度对儒学发展史的反思

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理性精神,"不语怪、力、乱、神",对经验世界之外的信仰本体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这种朴素的"理性精神"不仅避免了原始儒学宗教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区分了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知识阈限,暗合了现代化的知识标准。然而自子思、孟子以降,后儒们为了将建立在亲子血缘关系之上的儒学本体化,便试图在天、道、性、命之中寻找人伦法则的先验依据,从而僭越了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知识阈限,背离了原始儒学的理性精神,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辨误区。因此,剔除这些独断论的话语体系,不仅可以还原儒学的本来面目,而且有助于建构一种符合现代知识标准的、能够与世界对话的中国儒学。     

儒家"德礼为本"的治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传统中国有着较为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这一良序的构建及其维系有赖于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支撑,其中,儒家的治理思想是维系和调适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秩序的思想轴心.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奠基于主体的道德自觉,强调人性内在而超越,深信人们可以经由教化而成圣成贤,据此形成了以修身为基础、以士人为主体、以礼治为路径的治理结构.儒家的治理思想具有修己与治人、德性与教化、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征.这些思想智慧能为当今世界的大国治理提供弥足珍贵的经验与借鉴,形成不同于西方程序民主的治理模式.     

"儒道互补"原论

"儒道互补"既体现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现象,亦体现为一种生活实景.道为宇宙万有之本根、宇宙生命之原质,以及个体以道的践履为通达其生命价值之终极境域的观念,这些均为儒、道两家所共有.儒、道两家之相异的根本点,则在于儒家在将道确认为存在之本体的同时,又将它确认为道德的本体,故生命价值必借道德践履才能充分实现;而道家则将道还原为生命本身,故唯有向自然生命之本真状态的回归才可能是通达于道的真正途径.但亦正因此故,儒、道两家遂开辟出了既具有本质同一性而又具有实践差异性的两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     

后疫情世界规范秩序重构的伦理基础

疫情的常态化使得我们无法回到前疫情世界,这意味着一种与病毒共存的"世界性"基础的颠覆以及被疫情改变的伦常日用.后疫情世界的"非伦理性"到"伦理性"世界的思想重构,即规范秩序的重构,成为紧迫的学术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术资源下的重构包括两个层面:其一,从伦理世界的规范性依据来看,规范秩序是"伦理性"规范,重构是建基于"伦理性的东西"即对于特定共同体来说的"具体的现实"之上;其二,从伦理世界的"国家-社会"结构来看,世界秩序是"规范性"的,秩序重构一方面是要把政治国家层面的信任(伦理性东西)上升为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要走出市民社会(个人原子状态)重建社会"资本-技术"治理的公正基础.     

儒家"和同"思想与中华民族精神

儒家“和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张在差异的基础上,去寻求一种和谐共处、共生、共长。而以儒家“和同”思想为根基的中华民族精神之特质表现为:以仁为本的“恕”道;作为至德的“中”道;作为价值判定的“直”道;作为和谐共长的“生”道。现代社会的发展日趋全球化、多元化、复杂化,那么,中华民族又将如何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和精神继续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呢? 儒家“和同”思想将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列子》政治思想的伦理意蕴

<列子>思想与魏晋政治密切相关.<列子>政治思想具有浓郁的伦理意蕴.<列子>政治思想的展开是以其政治价值理念"虚"为导向的;其执政制度设计是保证其政治价值理念能够付诸实践的基本伦理规则体系;其所描绘的华胥氏之国、终北国和列姑射山,既是理想的社会政治,也是其政治价值选择和伦理构建的终极目标.     

牟宗三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伦理精神

牟宗三会通康德哲学和儒家心性之学,由道德的进路,重构了儒家的形上学。这种道德形上学突显了内在超越、实践理性和道德宗教的伦理精神。它打通超越与内在、本体与工夫、道德与宗教的关节,实现了伦理世界与超越世界的完美统一。     

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

从学术思想性质上将文景之治概括和指称为道家政治、黄老政治、老子政治,是自清末夏曾佑首倡以来至今流行的一个观点,但它是一个见道不见儒的有漏之见,漏掉了指导思想、政治礼乐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基本事实和儒学存在,因此不能成立。由对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的实况和实义省察,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的上层政治变动中,儒家伦理观念依然通行于上下各个人之间,认证儒家伦理社会是其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基和底子。秦帝国的历史变动及其焚书坑儒并没有颠覆社会的伦常文化结构,没有试图重新改造与铲除这个儒家社会地基,儒家社会依然价值地存在着。汉兴,吏民皆案堵如故,儒家社会继续存在。刘邦称善陆贾《新语》,奠定汉初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儒家率先成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儒道共法,是整个汉初政治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是儒道两家共同参与创造的。以"无为而治"为政治模式的文景之治是在刘邦、陆贾奠定的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在儒家伦理的地基上,在儒家设计的汉廷礼乐制度和以《经》博士为主体的学官教化系统中运行、实施和实现的。文景之治的政治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儒道双席位制。黄老之学的首席政治代表、关键和领袖人物窦太后的政治权威,保障着文景之治政治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就此人事而言,文景之治是道儒并治。但就"无为而治"实施的《诗》《书》经艺仁义内容,就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的全面关系综合而言,则当说儒道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