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期"人的文学"主题的回归与深化

“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提出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时期文学再度兴起关注人、人性、人道主义,关注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热潮。它的兴起绝非偶然,应该说这是“五四”“人的文学”的回归和继续。新时期“人的文学”发端于伤痕文学,经历了反思文学、知青文学。作家们对过去的灾难和悲剧进行回顾和反思,他们认为,过去所发生的悲剧都是人的悲剧。因此,他们以空前的热情呼唤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新时期“人的文学”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弱者的本质的发现,而新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强者本质的发现。这既是文学史上“人的文学”的再次回归,又是“人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和发展。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秦新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什么是新文学》等一系列文章，高扬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旗帜，猛烈抨击封建兽道、神道的旧文学，力图从内容上为...     

五四理想“人”的发现与初期新文学主题、形态的确立

初期新文学,即"人的文学"的理论与创作活动,是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整体思潮运动的关键性部分。现代人道主义者对理想的"人"的发现,成为初期新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并在周氏兄弟引领下,引发"人间性的发现"创作热潮。理想的"人"的发现包括四个层面,五四"人的文学"家均做出了新的文学表现:首先将人看作人,却又发现当今国人均非人道主义理想所要求之"人",不过,人道主义人性观认定"非人"皆可改造成为理想之"人",于是五四"人的文学"家着重表现了在人类爱的感召下个体精神"觉醒"的"爱的奇迹",鲁迅、周作人、叶绍钧、谢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均做出成功的文学表现,并创造出新的文学主题与形态。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论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理论是文学呼唤自由的一个先声。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点 ,确定了新文学发展的大方向。他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是新文学的哲学基础 ,倡导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的融合 ,指出以人生始、以艺术终应该是文学的发展规律。     

胡适、周作人早期文学观比较谈

胡适侧重于从文学自身谈文学革命,周作人则侧重于从社会、政治方面谈文学革命;胡适文学理论源自进化论,周作人源自人道主义理论;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文学研究方法,周作人主张文学研究应“宽容”,否认研究的原则、标准。     

胡适、周作人早期文学观比较谈

胡适侧重于从文学自身谈文学革命,周作人则侧重于从社会、政治方面谈文学革命;胡适文学理论源自进化论,周作人源自人道主义理论;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文学研究方法,周作人主张文学研究应“宽容”,否认研究的原则、标准。     

当代文学性意识的畸变现象

<正> 当代文学中关于两性之爱的作品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它是作家创作想象力的活跃和生活感受力的深刻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细读当代文学的许多性爱作品后,你会发现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作品中大量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封建性道德观念支配的性意识和性心理,作品中的人物以落后的传统性爱观和性心理展开活动,而作者往往就是以封建的传统性意识去表现性爱.五四以来由周作人在他那篇《人的文学》中奠定理论基础,郁达夫、沈从文等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形式国语化,内容要欧化”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五四时期令人瞩目。周作人儿童文学的理论核心是"儿童本位论",基于此,其儿童文学翻译强调文以移情,在翻译的过程中崇尚直译,贯彻"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提倡翻译批评和重译。周作人所提倡的童话翻译观可总结为:"形式国语化,内容要欧化"。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人的文学”烛照下中国现代审美性文学的功利观——以周作人、沈从文、徐訏为例

审美和功利的矛盾是贯穿文学始终的矛盾。中国现代审美性文学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讲功利,它们反对直接的现实功用,主张从"人"的角度实现文学内在的独特价值。这其中,20年代的周作人首树"人的文学"的大旗,30年代的沈从文、40年代的徐訏分别从两个方面实践和丰富了这一主张。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周作人与唯美主义

作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周作人为何会率先走向他自己曾否认过的唯美主义道路,将在以理清其对唯美主义文学的翻译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和他个人创作加以解答。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及其变化

五四时期,文学领域受平民主义的影响掀起了平民文学的热潮。周作人是平民文学的首倡者,曾经将平民文学置于与贵族文学二元对立的位置,用普遍和真挚来界定平民文学的特点。但是当平民文学运动如日中天时他却对平民文学颇有微词,并试图调和它与贵族文学的关系而提出了＂平民的贵族化的文学＂的主张。这种前后态度差异的原因一向被简单地认为是受其中庸之风的影响,但实际上,一方面,这是平民主义思潮自身发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周作人的思想对这种发展做出调整的结果。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悖论与互补——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鲁迅林语堂学案

以生态文化学观点考察鲁迅林语堂学案，会发现：鲁迅与林语堂的反目实际上是五四“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即精英启蒙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在冲突。它们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互补性，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文学史对鲁迅与林语堂的文学观给予了高下与正误的判定。而鲁迅林语堂学案又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的潜在延续和隐性表现，林语堂则充当了一个替代性的标靶。今天重提鲁迅与林语堂学案，力图放弃文学史写作中的一元政治意识形态标准，使文学研究的标准回到审美，回到和谐。     

论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

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既是自我的社会镜像，又是建立在民族复兴意义上的日本文化和生活想象。周作人在个人性分与民族古昔里找到了与东京日常生活的契合点，对落语、川柳、浮世绘等的接受确立了他介入五四新文学的角度和姿态。民俗、遗传和国粹则是另外形式的“日常生活”。周作人的东京形象重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自我与他人或自我与世界的调适风度。在反抗与革命的框架下，周作人别构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空间。     

周作人之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诞生于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学 ,以其全新的价值观念、表现形态和审美品格 ,显示出鲜明的现代特质。在这一文学历史的巨大变革中 ,周作人以其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对外国文学的译价、以及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实绩 ,参与了新文学基本特质和大致走向的规范与制订 ,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留学生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成为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媒介。在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过程中,留学生作出了特殊贡献: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留学生最先介绍了欧洲的现实主义理论和作品;左联时期,周扬、萧三、胡风等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作品,并展开了争论。在此期间,茅盾、郑振铎等非留学生出身的作家、理论家也宣传现实主义理论并创作。但留学生理论家、作家与非留学生理论家、作家在传播现实主义理论方面有所区别:贡献大小不等,时间先后不一;理论宣传和创作的侧重点不同。由于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