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百年回眸

百年中国哲学是围绕着如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课题而展开的,其基本内容是对古今中西哲学思想的诠释、比较、评价和选择,以重建中国的现代哲学,进而为重建新的社会模式提供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讨论的焦点是“传统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试图通过对传统哲学的价值诠释和选择,以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哲学问题的不同侧面得以凸现,人们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也有所侧重,因此形成百年哲学发展的阶段性。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意－象－言：意象哲学简论

意－象－言,是易道之全体大用,贯通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未发已发、本末源流、有无显微、性相体用,以同观之,莫非“意象”,故曰“意象哲学”。与此相应,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特质的诠释,既非“本体诠释”,亦非“现象诠释”,而是“意象诠释”。返之,意象哲学便是以易、道、心三者为本体之一贯的哲学,具有思维圆融性、结构整体性与形态意象性三特质的哲学。以史观之,意象哲学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和诠释,是“无我”的、“史学” 的、主客二分的“照着讲”,是思维方式与诠释方法;以论观之,意象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重构与发展,是“有我” 的、“哲学”的、主客一体的“接着讲”,是哲学观与本体论。简而言之,意象哲学是以“意－象－言”这一思维－结构为核心的方法论与本体论,意在揭示传统哲学固有之特质性,从而确立其主体性,彰显其民族性。     

试论马一浮新儒学本体之成立

马一浮综合运用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两种方法,以佛教哲学(尤其是华严宗哲学)的思想资源诠释理学的本体范畴,建立起独特的易本体观,试图将正统理学的道德本体改造为强调生化过程、认知能力的功能本体.这是现代新儒家改造传统儒学的积极尝试.     

文化哲学研究百年回顾与反思

百年中国文化哲学是围绕着如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课题而展开的 ;其基本内容是对古今中西文化的诠释、比较、评价和选择 ,以重建中国的现代文化 ,进而为重建新的社会模式提供一种内在的深层结构性规定 ;其讨论的焦点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诠释和选择 ,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重建 ,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普遍存在的问题 ,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 ,使文化哲学问题的不同侧面得以凸现 ,人们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也有所侧重 ,从而使百年文化哲学研究呈现出几个高潮     

柏拉图神话诠释思想与《圣经》解经传统的内在关联

诠释学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作为古希腊传统诠释思想的重要代表,通过对神话的诠释形成了神话诠释思想。而中世纪解经学家则是在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圣经》的诠释形成了解经传统。从历史的传承性来看,柏拉图神话诠释思想与《圣经》解经传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揭示这种内在关联,有助于把握诠释学传统的历史渊源及演化方向。     

通过诠释以建立哲学:内在机制与困难

刘笑敢近年有关中国哲学诠释的一系列论文引入注目,这些论文涉及三方面工作:一是对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梳理,二是对诠释活动内在机制的探讨,三是对流行的以西释中方法的检讨.刘首先区分哲学性的诠释与诠释性的哲学,虽然在操作上不无困难,但这个区分对于认识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特点具有启发.两种定向及反向格义诸说的提出,开拓性地揭示了哲学诠释的内在机制与困难.在界定顺向诠释与逆向诠释时,刘设计了高度理想化的实验室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似有独尊训诂之嫌,但刘强调思想创构与客观性的学术研究不同,允能成立,对青年学人尤称良训.广义的反向格义(以西释中)不可亦不必免,但刘对反向格义的批评自有一股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悲情,在理论上也非多余,毕竟,以西释中,风险与收益共存.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借用经典注释的形式创造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这种传统和思想创构的内在思想机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缺少深入的探究。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可能是借重经典注释而创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或方法。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若干实例可以说明朱熹是如何运用跨文本诠释方法的;同时,朱熹将理学的主要概念一以贯之地全部注入对语、孟、学、庸的解释之中,则是融贯性诠释的范例。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定向的紧张和冲突。两种定向的简单表述即是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一部诠释作品就是两种内在定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思想“化石”。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之形式与体系之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朱熹都是成就最突出的。但是朱熹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和抹煞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以及语孟学庸与二程学说的不同。     

经典诠释与修辞:一个西方诠释学争论的意义探讨

本文目的,在于从近年来哲学诠释学内部关于"诠释与修辞同出一源"的说法出发,先要检讨这一实际主张的历史渊源及理论立场依据,提出时曾遭受到的诸多批评和反对之声,从中真正了解此一旧说新议的现代意涵,然后再就其可言之成理的接受范围与程度内,转回探讨中国哲学语言观与经典诠释之间的相关问题。质言之,笔者会认为当前西方哲学诠释学中倡议的修辞学与诠释学同源同体、合则两利的说法,确实可以替回顾中国经典诠释的传统时提供若干启发,也能够为当前诠释注疏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全方位诠释五千年之璀璨文化——郭维森、柳士镇《图说中国文化基础》一书评介

《图说中国文化基础》一书内涵广博，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等诸多门类，全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起与发展；该书特色鲜明，是一部融学术性、趣味性、审美性、普适性为一体的中国文化基础读本。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与中国哲学的人格诠释法——以李贽哲学与人生的诠释为例

“成人”“成德”的人格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与此相应,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法亦应围绕“人格”这一核心展开,此即“人格诠释法”。此诠释方法,以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为内核,从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即超越的生命与现实的生活二个层面展开,从而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质、民族之精神与文明之面貌。以李贽哲学观之,“童心说”体现的是其真实日新的人格,“空（真）-寂（实）-知（新）”三者圆融是其内在思维模式;而“豪杰论”体现的是狂狷有为人格,“有两有对”“各异其性”是其内在思维模式。与其理想人格相应,现实生活中的李贽是一个标新立异而既方又直,“身游物外”而“心切救民”之人。     

论唯物史观的三大诠释模式及其解构与整合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其一百多年的传播和研究中形成了三大诠释模式：一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经典诠释模式,二是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实践诠释模式,三是以人学理论为基础的人学诠释模式。这些诠释模式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揭示了唯物史观的丰富内涵,同时又对人们全面理解唯物史观设置了视界障碍。因此如何解构这些诠释模式并整合其基本观点和内容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从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理论入手,则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平台和途径。     

从哲学诠释学到本体诠释学——加达默尔与成中英对本体论的探讨

加达默尔和成中英均对本体论问题作了哲学探讨。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由此在追问存在,在解释学经验的不断发展中彰显存在的本真含义,是海德格尔本体论的现象学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方法的有机结合,体现出由诠释本体转向本体诠释的趋向。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则兼采中西诠释传统之所长,而以中国哲学为本位,主张本体与方法的互动,力图形成一个一体多元的开放系统——本体诠释圆环。对二者的思考向度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展示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对于本体论问题独特的思考进路,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哲学现代重建的根据与合理性。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条基本路径

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存在着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审视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一条是以民族形式理解、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并把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般形态到特殊形态和中国传统哲学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两个转变。     

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