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阈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演进路径与完善措施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推动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路径为,从“双峰”监管体系改革开始,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优化、重塑,进而完成规则的制定。我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从银行体系展开,经过认证准备、改革实施、深化改革三个阶段,初步形成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体系的一般框架。在总结国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体系改革经验、回顾我国相关改革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可从把握“内外兼修”原则,规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复杂业务,增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制定合理有效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加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监管体系全覆盖,以及根据新形势修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手段等方面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体系。     

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美国次贷危机等近些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揭示了单个金融机构运营存在一定的外部性,即系统性风险溢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及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等国内外金融监管组织相继提出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强化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思路。这些政策思路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评估单个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程度。鉴于此,以十二家上市银行作为样本,基于条件风险价值法对这些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程度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等机构是我国系统性风险溢出程度较高的银行。为此,监管机构要深化前瞻性监管工具的应用,强化对这些银行的日常监管,形成风险事前预防机制,严格控制其债务资本工具,提升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完善这些银行的退出机制和自救机制等等。     

动态博弈与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动态监管机制的构建——兼评《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

博弈论作为分析人类行为的一种基本理论,在法学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在博弈主体、行为的外部性以及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前提假设基础上,构建金融监管机构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的动态博弈模型,得出二者需要通过相互试探的学习与探索,不断博弈,才能实现动态均衡的发展状态这一结论。我国《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作了初步的制度安排,也为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具有一定的价值功效。但通过动态博弈模型的应用分析,该《指导意见》在细节安排上存在漏洞,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经营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性及退出机制的动态监管缺乏相关规定。基于动态博弈理论分析,从事前、事中、事后的三维角度提出了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动态监管规则的基本设计,以期有助于我国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金融行业的稳步发展。     

美国“太大不能倒”制度改革的缺陷——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有序清算制度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倒闭会引发金融体系的崩溃,但对它们适用的"太大不能倒"政策又为这些金融机构提供了一种隐性的政府担保,引发它们激励过度从事高风险业务而引发金融危机。《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有序清算制度致力于解决太大不能倒问题,但却未能很好地平衡处理太大不能倒问题潜在的道德风险与解决危机期间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倒闭可能出现的系统风险的问题,其核心的几个制度都有捉襟见肘的尴尬。     

金融强国目标下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治理机制

在金融强国目标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数字金融平台快速兴起并将算法技术深度应用于传统金融行业。数字金融平台是数字金融与平台经济的融合产物,其通过输出技术或提供场景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活动,具有天然的技术偏好与金融属性,有效促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与普惠性。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发现,算法技术深度应用于数字金融平台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误差或测不准(算法黑箱),具有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太大不能倒、太多不能倒、太强不能倒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并在三方系统(平台端、用户端与监管端)形成了算法黑箱风险:算法黑箱具有平台迷雾风险,阻碍平台端的稳定发展;算法黑箱具有技术遮蔽风险,加剧用户端的风险缺陷;算法黑箱具有监管真空风险,制约监管端的公权治理。因此,为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防范化解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性风险,基于三方控制理论与国际算法黑箱风险的系统治理经验,我国应当从三方系统(平台端、用户端、监管端)构建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治理机制。     

金融并购浪潮中的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并购呈现出规模化、跨行业的特点,金融并购改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使其面临着新的金融风险:一是金融机构越大,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就越大;二金融机构越大,"太大而不倒"的安全网措施激励了道德风险的产生;三是跨行业并购可能会增加银行的风险.随着金融并购的发展,以限制竞争和安全网为基础的金融监管已不能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方法将向以审慎性监管、信息披露和预警机制为基础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方向转变.     

中国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价值及溢出——基于CoVaR方法的实证分析

采用当前度量银行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测度的CoVaR方法,运用分位数回归技术,对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价值和风险溢出价值进行了测算。实证结果表明：大银行的风险贡献系数大,负外部性就大;小银行的风险贡献系数小,负外部性就小;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价值较大,小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价值较小。一般来说,规模大的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溢出价值较大。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可以列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重要性银行,应重点加强监管。     

商业银行流程再造与金融风险防范

伴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金融中潜藏的风险开始凸显,如何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营运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保障,流程再造作为银行企业营运管理完善的重要手段在商业银行稳健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流程再造为分析视角,使用2010—2014年A股主要上市银行的数据,考察银行企业营运管理完善对商业银行微观个体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在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框架下,聚焦于银行企业的微观经营管理,完善对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相关结论对于促进微观金融机构风险防控和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与评价

金融危机后,通过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识别与提高相应监管标准成为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借鉴FSB等提出的SIFIs识别方法,选取规模、关联、质量、盈利四方面指标,建立国内SIFIs识别指标体系,采用聚类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国内SIFIs系统重要性进行分类与排序,为金融监管实行差别化监管提供依据.     

世界金融监管改革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以近期美欧金融监管改革为视角

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使各国纷纷反思其金融监管制度,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立法意旨在于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保护,《巴塞尔协议III》相比以前的两个版本,其监管要求和监管标准都有了进一步提高。监管方要调整监管观念,从关注＂管住风险,管住金融机构＂转向＂促进竞争、发展来降低风险＂。短期内,分业监管模式与我国当前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为符合,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大陆的监管体系应逐步过渡到＂一行一会＂,即一个央行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模式。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及其监管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厘清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阐明风险的生成机理实有必要。阐释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涵义和特点,认为金融机构顺周期行为、金融系统的网络风险、金融脆弱性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分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我国的表现形式,最后提出了如何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点建议。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法制研究——以美国法为镜鉴

作为金融市场的特殊参与主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容易引发市场道德风险、损及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然而在传统的“大而不倒”监管理念下,SIFI的这种负外部性有增无减.缘此,美国新近出台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极力强化SIFI的监管,建立了确保SIFI有序倒闭的处置机制,从而终结了“大而不倒”理念在监管中的必然适用.这也是后危机时代美国追求金融体系安全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平衡之结果.借鉴美国金融监管的变革思路和制度安排,中国也应从SIFI的识别、监管主体的确立、风险预防及危机处置机制等方面构筑切合自身金融业发展实际的SIFI监管法制,以彻底纠正对“大而不倒”的迷思,实现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护公众利益的双赢.     

宏观审慎监管与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测度研究

美国次贷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全球共同的金融监管理念,引起各国金融监管框架和监管制度重大变化。本文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结合市场危机发生的案例,分析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机理。基于宏观审慎监管要求,分别从宏观经济、股票市场和证券机构三个维度选取客观性指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测度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指数跌宕起伏,2006年以前系统性风险逐渐下降;2008年至今系统性风险呈增加趋势。实证分析表明,每次危机发生前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都会大幅增加。在测度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本研究确定系统性风险指数预警值,运用Logit模型进行预警因素分析,检验预警值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预警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环节和逆周期监管的实施依据,系统性风险达到或超过预警值,意味着应运用审慎监管工具进行逆周期调节,这对保持证券市场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测度研究

次贷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凸显了研究一国系统性风险传染效应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了从全局的视角对银行系统的潜在损失进行衡量,文章借鉴投入产出分析中列昂惕夫逆矩阵求解的思路对传统矩阵法进行改进,求解风险传染逆矩阵,构建银行风险传染测度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危机传染具有明显的乘数放大效应,核心资本和损失率的大小是银行能否承受风险的关键。为了确保银行能更好地抵御系统性风险,监管当局应实施宏、微观审慎监管并重,同时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     

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

无论是从金融发展史,还是从金融抑制论或金融功能观的角度看,金融创新都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金融创新也存在金融风险.如果金融创新缺乏有效监管,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暴露了其在金融创新监管制度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我们要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的关系,必须首先从立法上对风险监管进行规范;其次要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升监管效率;第三要约束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稳步推进复杂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后是要建立金融创新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系统性风险评估.     

基于债务排序的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研究

基于我国2015—2017年金融机构同业拆借数据,采用债务排序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研究发现:(1)资产规模越大的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就越大的结论并不总是成立的,关联程度高的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不一定就比关联程度小的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高;(2)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程度与其资产规模和关联性程度间均存在指数型函数关系,系统重要性程度高的金融机构往往具有资产规模大和关联程度高的特点;(3)整体而言,我国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类型主要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但不能忽视保险机构的影响;(4)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随着时间而存在一定的变化,但整体而言是稳定的.研究认为,不能简单依据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和关联程度识别其系统重要性程度,应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动态监控机制.     

《多德-弗兰克法》衍生金融监管变革与启示

《多德-弗兰克法》通过清算所与交易所将场外衍生品纳入场内交易与清算,规定了衍生品清算所的核心原则,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交"生前遗嘱",规定了跨国衍生金融监管的恳求条款与威胁条款,也保留了衍生金融交易在破产中的自动终止例外。这些变革启示着我国应适时将场外衍生品纳入场内交易与清算,完善主导型衍生品清算所系统性风险防范制度,强化落实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防范金融期货风险,防范金融期货合约自动终止规则例外本身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依据合作与对等原则应对跨国衍生金融监管的挑战。     

论金融复杂性监管制度的构建

传统的行为监管模式一直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方式。然而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却为这一模式的实行及其效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复杂的金融网络与构成该网络节点的各种金融机构形成了某种复杂性的“紧耦合”结构，流动性导致的风险传递性也大大加强，往往也因这一特性而产生“蝴蝶效应”。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监管机构亟须寻求一种并不总是针对风险行为且更富弹性的结构监管模式，以便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代金融网络中实现其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监管目标。     

后危机时期的两岸金融监管合作

2008年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将两岸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推升至历史高位.虽然其在2009年得以部分缓释,但在全球经济复苏基础脆弱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两岸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于2010年重现反弹趋势.目前,加强两岸金融监管合作成为双方携手应对危机的现实选择,也是后ECFA时期推动两岸金融往来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两岸金融监管仍处于以MOU为导向的原则性合作阶段,未来急需建立起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保持微观审慎监管的全面监管合作框架,以实现两岸金融业的可持续协同发展.     

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现代经济主体间网络关联性越来越强,风险很容易在不同行业间扩散,因此有效识别并分析系统性风险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关键步骤。基于条件风险价值(CoVaR)和边际期望损失(MES)两个指标,对巨潮行业指数系统性风险的静态和动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各行业间系统性风险的相关性较强,动态特征显示2009年年初和2016年3月为系统性风险的两个峰值;从分行业来看,材料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最高,而消费和医药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最低。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影响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市场面因素发现,短期涨幅较高、长期涨幅较低及流动性较充分的行业,其系统性风险往往更低。因此,应加强对系统性风险较高行业的监管力度,建立好金融防火墙,防止外部金融风险的过度传染;同时应加强对各行业的实时监控,尤其是关注短期暴涨暴跌及流动性充分与否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