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赋诗与歌诵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三·〈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说:赋诗就是歌唱入乐的诗,诵与歌意义本同,所谓“不歌而诵”,不过是汉人妄生分别的区解。他举例说: 但歌诵原是互文。先就动词方面看,……‘公使歌之遂诵之’……可见是同义的。再就名词方面看,《小雅·节南山》说“家父作诵”,《四月》说“君子作歌”,《大雅·崧高》和《烝民》说“吉甫作诵”,《桑柔》说“既作尔歌”,可见是同义的。但这些话都靠不住,俞平伯先生已商榷之。作为旧话重提,今为撮录其要,参以己意,辨之如下:     

“赋诗断章”新论

《左传》所载"赋诗断章",作为先秦一种重要的用诗方式,标志着先秦《诗》学的转向,对于先秦《诗》的传播和阐释,以及先秦诗学观念的塑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赋诗断章"的价值应得到公正评价,那种视之为"乱说诗"的陈腐观念理应予以摒弃。     

《左传》郑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左传》郑人赋诗具有与他国不同的鲜明特色,他们的赋诗多出于《郑风》,而其它各国赋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郑风》在当时又是遭到批判的,可以看出郑人对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以男女欢爱喻君臣相得不仅能起到“微言相感”之功效,而且使外交谈判中的氛围显得轻松而愉悦。     

春秋赋诗及孔子说诗之辨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大部份作品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流行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各地民歌,也有一些是歌颂“先王”的文治武功和统治者用以祭祀天地的赞美诗。由于它流传广泛,结集较早,又由于后代统治者将它抬举到了“经”的地位,所以《诗经》对我国政治、道德、文化、艺术等各个思想领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无论《诗经》成书于何年何月,无论孔子“删诗”之说其真伪如何,总之,这一批古代诗歌在现在所见到的《诗经》一书成书以前早已在社会上广     

春秋“赋诗”及其它

古代典格记载，春秋时期有“赋诗”的习俗．《左传》所记最多．东汉郑立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毛诗正义小雅·常棣》孔颖达疏引《郑志》）这段话对我们理解上古的“赋诗”是有启发意义的．据笔者初步考察，春秋时候所谓的“赋诗”大约有两层意思．一、“赋诗”是指吟诵诗歌例如：《左传》禁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于西、子产、子大叔、二号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吾也，请皆赋，以卒君现，武亦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绸之贲…     

《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

从《左传》各国赋诗的情况来看,除郑国赋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外,其它各国赋诗都是以《雅》为主的。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用更为规范的“雅言”写成的,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言语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     

《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

赋诗是春秋时期一种特殊的活动和文化现象,这在《左传》中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载。赋诗历来颇受学者们关注,20世纪20年代以后顾颉刚、朱自清等的研究代表了传统研究模式向新型研究的转折;80年代以后的研究注重新理论、新方法的借鉴和吸收,并进行了多维度的开拓,创获甚多;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研究也颇为引人注目。     

论赋诗

春秋时期诸侯国中曾经存在的赋诗风习,其实不仅仅是会盟、朝聘和宴饮等社交活动的仪式,也是一种对三百篇特别的解释活动。赋诗所以成为那时贵族必备的人生教养,乃是因为诗在文本极度匮乏的时代取得了神圣文本的地位。赋诗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形式而与神圣文本相为配合,共同构成为那个时代的贵族文化。这种赋诗言志的诗诠释活动,一方面遵守一个共同认可的文本,另一方面又十分讲究通过对诗篇、诗句的巧妙运用,传达赋诗者的某种意图。于是赋诗的风习开启了断章取义用诗方式的兴起,它留下言志和观志的命题,在其后儒家诗论中衍生出不同的意义。     

对《左传》所载赋诗言志的比较考察

《诗经》和《左传》是两部关联度很密切的经学著作,它们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作为儒家思想的两部正典,《诗经》和《左传》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在《左传》中有着大量的赋诗言志的记载。赋诗言志是一种修辞术,具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赋诗言志是一种话语方式,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戏剧性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体特征。《左传》记录了两次大型的赋诗言志活动:一次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另一次为吴公子季札于鲁观周乐,它们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再现。《左传》有关季札观乐的记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诗歌和礼乐的关系,初步确立了中和美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地位,因而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份文献。赋诗观乐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扩展形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     

古代诗歌中的水意象

由于古代文人对水的喜爱 ,水意象大量出现在古代诗歌中 ,或象征道德 ,或象征隐逸 ,或象征阻隔 ,或象征时间。此外 ,还常被用以比喻人心所向 ,比喻知音 ,比喻感情的深长等等 ,具有丰富的意蕴。     

中国当代都市诗学的意象考察

分析了诗人在当代诗歌中对都市的抒写;认为诗人对城市建筑意象的集中抒情,表现出其自身的精神取向和价值追求;建筑意象既隐含着抒情者的现代强国梦想,同时也牵涉着诗人诸多细微的私密经验,如时间感、道德感、精神存在感等;这些由混凝土搭建而成的城市辨意系统,丰润并完善着诗人的现代精神谱系。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试论汉赋话语的虚指性特征

汉赋话语具有虚指性特征。它主要表现在语言的虚指性、内容的虚幻性和抒情方式的隐蔽性等三个方面。汉赋作家运用汉赋话语的这一特征来表达自我的感受,与其时崇实、尚用的儒家思想关系密切。     

论张氏四英词及与常州词派的关系

张氏四英是常州派女性词人群的代表.她们生于书香门第,长于文教兴盛的常州地区,受到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她们的词作是情志的自由抒发,既有女性的自觉意识,也寄托了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精神.其词笔秀逸,得碧山、白云之神.她们以创作实绩有力地实践了常州词派的理论,为我们全面认识常州词派提供了另一种典型.     

诗与通感

本文以中国古代诗歌、西方诗歌和中国新诗的优秀作品为例 ,比较系统深入地论述了通感在诗歌艺术中的运用、作用及技巧等问题 ,认为通感运用相当广泛 ,值得重视和研究     

杜甫送别诗略论

杜甫的送别诗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内涵。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叹老嗟卑、自伤弃掷的郁闷情怀;二是“寄热望于知交,托末契于后生”之款款深情。三是亲情、友情、乡情俱备于衷的离情别绪。杜甫的送别诗充满了生命意识。其所流露出的诸般伤感情绪除了共时性的社会原因外,还受安土重迁、念故恋群等文化传统和民俗心理等诸种因素的引发和制约。     

秦观赋论与诗词创作

秦观早年深习赋的创作,总结出了一套作赋的理论。他的赋论深刻地影响了其诗词的创作。本文从炼字、炼句、用典及声律四个方面论述了秦观婉约词风及"女郎诗"均受其赋论的影响。     

诗缘情——曾国藩诗歌初探

曾国藩一生于学问领域用功最多者是诗文,其诗文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里精确阐明:"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他的情是地道的"爱恶悲愉",他的情强调了人的本性.消除了儒家气息.忧国忧民之情、思乡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渗透于曾氏的诗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