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诗歌之读者批评范式刍论

在考察建安文学之读者接受史过程,不难发现历代读者接受三曹诗歌所形成的接受范式,即“以道德伦理评诗”、“以史证诗”、“以感悟言诗”、“以章句解诗”,这几乎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甚为常见的范式。这一中国式批评范式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受众的文化心态有密切联系。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尊崇权威的心理定势,乃这种文化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论“五四”新诗雅俗契合的审美取向

中国新诗是在历史性冲突与文化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的,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也和“五四”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曲折、复杂、多变。“从要把诗做得‘不象’到把诗做得‘象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从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研究“五四”新诗,从“不象诗”到“象诗”正是经历了“文化回流”到“雅俗契合”的审美过程:“五四”新诗的审美追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审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     

禅与诗:诗意·诗思·宗教与艺术——评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

笼统而言,或许只要用“禅与诗”、“诗与禅”三个字就可以标出中国禅学与诗学的相互渗透、相互融通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所涵括的内容了,正如批评家常举出“以禅喻诗”、“以诗寓禅”、“以禅入诗”、“以禅品诗”等标目来总结一样。确实,佛学东来,三教融合,中国文化在选择、融通、同化与变异的发展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中国化佛教禅宗的产生以及诗、禅的交融契合更是其中最精妙玄微、最复杂多绪,同时又是最富华美的篇章,要在宏观上从各个层面去勾勒描画,在微观上从多种点面上去分析评论,从历史发展上把握诗禅精神,并非容易之事。更何况,“一说即俗”是禅家的不二法则,所以,人们常常用模糊的     

以诗说仁:马一浮释“仁”的独特路径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儒学史上相关解释甚多。马一浮提出“《诗》教本仁”“《诗》教主仁”,从而把“诗”和“仁”绾合在一起,在仁学史上开辟出一条“以诗说仁”的独特道路。马一浮“以诗说仁”,既在原理层面通过诗之“感”的特性抽象地阐说“识仁”“体仁”的工夫次第,又在实践层面通过作诗、解诗具体地感发人心之“仁”,实现了理学与经学、儒学与佛教、中国与西方等多重维度的融通,彰显了一条以“《诗》学”通达“仁学”的学术路径,在学科上联结了文学和哲学,在义理上彰显了中国哲学“诗”的教化方式和言说方式,在文化上开显了仁体活泼的创造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翻译优美,韵味各异——从耐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看钱稻孙译的《万叶集精选》

本文从美国语言学家耐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钱稻孙翻译的《万叶集精选》,认为译者国学功底深厚,译诗优美流畅,但是在格律上对原诗改动较大,未能原汁原味地保留原诗的韵味和意境。     

中国诗电影在当代文化中的价值意义

现代艺术“审美自律”“审美自主”观念对西方诗电影产生过深刻影响，然而在“后文化”时代却面临危机，其根源在于西方哲学难以解决的二元对立。《周易》以“观”的方式认识世界，奠定了中国哲学主客融合的基础，并在美学上表现为整体的美学观点。因此，中国诗电影内含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品格，与西方诗电影普遍追求个体精神世界与现实的分立不同。中国美学具有美善真相统一的特点，电影中不论是审美地传达儒家的仁义、至善，还是道家所追求的本真人格，都使人通往“诗意生存”的人生境界,这即构成了中国诗电影的核心内涵。中国诗电影的人文和审美特质，使其在新时代仍能够发挥自身功能，并在当代社会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以“味”论诗与中国文化特征

以“味”论诗是中国诗味论的核心，作为一种论诗方式，本文认为它的形成与中国文化的独特底蕴有深刻渊源。本文旨在从中国文化独具的思维习惯、原初审美意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来探讨“味”成为一种论诗方式的文化根源。     

诗性文化与食人文化——读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

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是一部高屋建瓴、眼光敏锐的著作。作者在近年来众多的探讨中国文化奥秘的著论中,依据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研究,从观点与方法上独辟蹊径,并且能够言之成理,使人读了之后对中国文化有所启示,应当说,这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奥秘立足于诗性解读,这是极有见地的。以诗来涵概中国文化,这当然并不是刘士林的首创。至少在汉代的《诗大序》中就已经申明,从《诗大序》开始,就将《诗经》置于“六经”之首,倡导:“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厚教化,移风俗。”以《…     

中国文论的民族根性何在？（笔谈）——中国诗性文论的灵之舞

“每闻少年能读西人诗,惊服其长篇巨制,辄谓中国诗不足观。”（熊十力）近代以降,在西方势力的威逼示范之下,华夏本土文化与泱泱之风,花果飘零。其实,又何独中国诗的遭遇如此!由此上溯中国文论、中国文化,哪一样又能置身事外？有鉴于此,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部分学人力倡“中国本位文化”。时光滔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论思维方式的民族根性何在？如何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并为新世纪中国文论开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运思方式。为此,本刊特邀几个专家来谈这个问题,以飨读者。     

中国古代劝学诗的核心主题及其文化价值刍议

劝学诗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诗歌形式,是儒家教育思想和学习思想的诗化呈现,也是中国古代悠久的劝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以主题归类的诗歌类型,古代劝学诗的内容和主题范围相对集中,主要包括劝“立志”、劝“ 苦读”和劝“ 惜时”三个核心主题。尽管部分劝学诗鼓吹、宣扬功利化的庸俗思想,对古代的读书风气和社会风气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劝学诗中体现出来的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主题和基调,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中国历史上,古代劝学诗对于儒家的读书、学习思想的传播、普及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读书、学习风气的形成,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禅宗内在精神的诗意化形式及文化内蕴

禅宗“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教义，诗意地解决了自我超越与自我完善的宗教课题。它以一种极富魅力的文化智慧，契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消除了佛圣与世俗生活的界限，用直观、生动的形式宣喻其独特的宗教教义，因而　其偈颂、禅诗、语录等，都极富诗的形象特征。禅宗内在精神的诗意化，是儒道文化精神　的宗教体现，是以中国文化心理为底蕴的。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诗禅互动的审美效应——论洛夫的禅诗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少真正的宗教意识,所以诗人多是以诗为“宗教”的替代品,洛夫的禅诗就是一个范例,其沉稳淡定的心境,并非同社会现实与人生追求无关的“虚空”,而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寻找安置灵魂的空间。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汝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惑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复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     

春秋笔法与“史蕴诗心”——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例

作为中国史家治史的一种文化话语,春秋笔法使得中国史学具有丰富浓厚的诗学意蕴。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史笔与诗笔互为融通,将钱钟书先生所谓“史蕴诗心”发挥得淋漓尽致。     

穆木天“纯诗”观的先验性及非纯因子探析

穆木天“纯粹诗歌”的诗学主张,以“先验世界”为其哲学背景,开启了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理论先河。然而,受文化前在视野及特定历史情境等因素的制约影响,“纯诗”理论隐匿了不少非纯因子,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激活、放大、扩散,最终促成了“纯诗”向革命诗歌的转向。     

巫瞽文化与六诗之衍生

《周礼》中记载的“六诗”是中国早期乐诗形态,蕴含着丰富的王官文化信息.大师作为瞽睬之长,掌教“六诗”,主要服务于上古王官之学.由于周王朝对百工技艺教育的重视,瞽睬在当时社会分工中被选为文化传播主体,在典乐诗教体系中,瞽睬大体承担着管理、授学、表演等具体职能.这对早期“六诗”的生成传播产生了重要意义.伴随巫瞽文化地位的丧失,周代“六诗”亦逐渐走向衰落.     

竹与修身——德育的“另类”言说

竹文化是根植在中国传统诗性文化土壤上的一种价值创造,它承接了孔子的诗教。这种诗教追求诗化的人生和人生的诗化。因此,中国竹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诗性德育的价值。从孔子的“比德”和“三月不知肉味”到苏轼的“无竹令人俗”;从郑板桥的“种竹似培佳子弟”到个园的园林艺术;从传统社会的竹文化到市场经济中竹园宾馆的企业文化建设,我们看到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薪火相续,感受到了诗性德育的魅力。竹,常绿不衰．中通外直。中国传统文化中,“竹”有一种善美合一的诗性之关,它是正直、虚心、有活力的人格象征,在竹的背后有一片陶冶人格的诗性的文化海洋。竹对人有着妙不可言的教化力量,它使道德境界涵蕴审美境界,审美境界附丽于道德境界,这种力量是理性所不能概括的。     

声诗还是歌诗:宋代音乐文学概念辨析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自汉代以后便出现了广义的“诗”与“乐”分离状态,事实上音乐与文学以迥异于先秦的存在样态仍潜在地向前推进着.宋代恰是音乐与诗歌再度融合的完成期,但学界对宋代音乐文学的相关概念还有待进一步认识与厘定.任半塘先生推崇的唐代“声诗”概念并不适用于指称宋代音乐文学作品,通过对“声诗”与“歌诗”概念的对比分析,文章认为宋人的共性认识是“声诗”与“歌诗”通用,但绝少使用前者.同时运用“歌诗”概念来指称宋代之音乐文学,较之“声诗”概念更能体现诗与乐结合之特点,也更符合宋代唱诗实践.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