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眼中的“中国梦”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多次深刻阐述“中国梦”的内涵与意义,“中国梦”不仅成为中国的大众话语,也引起了国外官方、媒体与民众的广泛关注。有观点认为“中国梦”是“美国梦”的复制,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梦”是世界的“噩梦”,暗示着中国的世界霸权梦。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中国不能忽视世界的声音而自说自话,必须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梦”的猜疑与争议;说明“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区别;阐明“中国梦”的内涵,建立“中国梦”的理论体系,争取“中国梦”的话语权。     

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

“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记录着崔清田先生中国逻辑史研究历程,反映出其中国逻辑思想,即,研究中国逻辑史理应以“历史分析”、“文化诠释”的方法还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为“名学”、“辩学”、中国逻辑推理类型为“推类”。“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名学”、“辩学”和“推类”这五范畴构成了崔先生的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密码、生成路径和文明意涵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生成,在推动人类现代化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孕育了日益完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引,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成为“中国式”的思想密码;摆脱路径依赖,探索契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成为“中国式”的重要保证;充分展现现代文明的创新性、示范性和自律性,切实推进人类文明进程,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成为“中国式”的内在规定。     

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作为一个实践命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实际地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作为一个理论的命题,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和机制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才能中国化？“中国化”必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概括;“中国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化”必须批判地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中国化”必须总结现代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毛泽东曾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就必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并“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     

中国梦的互文性分析简

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从纵向的历史传承中必须继承传统文化精神,从横向的比较中必须吸收“他者”的文化精神,从而实现不同文化的互容互鉴。中国梦的互文性表明：传统文化是中国梦的基础。中国梦的首要是坚持“以人为本”。美国梦是中国梦的借鉴、补充、修正。世界梦是中国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中国梦是“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文化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有机统一。     

“中国梦”的多维透视

“中国梦”昭示着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意义重大,需要对其进行多维透视：从内涵之纬看,“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第一要义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阶段性目标是“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梦”。从历史之纬看,中华民族追寻“中国梦”经历了五个阶段。从道路之纬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梦”的政治保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坚持走群众路线是实现“中国梦”的可靠保证。从功能之纬看,“中国梦”具有警世作用、激励作用、凝聚作用和导向作用。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四个转向”

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回答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弃旧图新、继往开来的“转向”特质,成功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由“转识成智”转向实践智慧,有效促使中国传统哲学与外国哲学由“观点碰撞”转向“超越与发展”,有力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由注重“哲学之理”转向“工作方法”,真正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由“推动现代化”转向“创新性发展”。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成果,昭示着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走向。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模式”话语奠基的尝试

历经认识论转向后,“中国模式”现在又开始了语言转向。欲通过精炼的词语传达复杂的内容,最好能想一个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短语。新自由主义的独白、西方左翼学派的哑然昭示着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应然出场。为“中国模式”话语奠基,进而向世界发出“中国好声音”,中国学界责无旁贷。中国学界应在厘清“中国模式”的话语逻辑基础上,坚持循序渐进,把握“中国模式”的话语节奏;坚持理论自觉,夯实“中国模式”的话语根基;增强理论自信,提升“中国模式”的话语能量;实现理论自强,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     

传统激活与现代观照——“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专题研讨综述

“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研讨会主要围绕“中国传统刑事法律文化”做了六个方面的研讨。第一,关于中国传统刑法法律理念的研究,例如“仁善”、“无讼”、“慎刑”、“慎杀”等;第二,关于中国传统刑法的渊源、规范构成与法典编纂的研究,例如“礼刑关系”、“律例关系”、“例分八字”等;第三,关于中国传统刑法定罪量刑原则的研究,例如“原心定罪”、“原情定罪”等;第四,关于中国传统刑罚及特定罪刑的研究,例如“宫刑”、“流放”、“人相食”等;第五,关于中国传统刑事侦查与审判的研究,例如“司法职业化”、“春秋决狱”等;第六,关于中国传统刑法近代化的研究,例如“刑事责任年龄”、“伤害尊亲属罪”等。     

软实力视角考量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可以分为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表征了中国崛起是一种硬实力的崛起,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则意味着中国崛起是一种软实力的兴起.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是读懂中国、破除“大国崛起困境”的一把钥匙.文化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欲对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有真正的见解,文化的视角不可或缺.基于国家软实力的视角考量“中国模式”及其未来,中国将以“和平啒起的大国”、“文明复兴的大国”、“掌握话语权的大国”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美丽中国”: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提出了“美丽中国”概念.“美丽中国”反映了“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基本主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然延伸和理论新发展.“美丽中国”也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都实现了均衡发展的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的“美丽中国”.     

回归“术”与“艺”统一的原点——百年中国美术教育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发端于实业教育,百年中国美术教育“纯美术”与“实用美术”、“术”与“艺”经历 了“合”与“分”的历史发展。回归“术”与“艺”统一的原点以实现新的创造,努力构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是世纪 之交中国美术教育工作者的重大任务。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异同点辨析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都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但二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特别是考察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框架各有特色。两种范式研究如能加强对话和交流,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重新发现中国”,而其中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进行理论阐释。当下“中国模式”研究存在着知识导向、制度导向、唯理主义预设等缺陷。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有可能成为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如果我们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那么晚近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的庇护下、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     

文化软实力与“中国英语”的关系

针对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及中国外语学界对“中国英语”的研究现状,从分析语言与文化关系入手,探讨“中国英语”和文化软实力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辩证关系。“中国英语”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的英语教学改革。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中国文化的公私观

作者认为,作为“正义论”的中国文化的“公”、“私”观,是剖解中国哲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内在原则体系所必须正视的中心环节。从分析“公权”、“公共权力”、“私权”等基本概念着手,通过对“中西文化建立其公共权力体制的不同路向”的回顾,本文系统地论析了“公”、“私”观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意义。文中触目皆是的新解,对于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据和理解吾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历史处境,以及澄清西人、国人对中国和西方文明背景的种种误解,提供了某种值得学界认真考量的思路。     

他者视角与本位立场：“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学理源起与逻辑证成

“中国认同”是西方汉学与中国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问题域。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认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证成。由于中西文化视角的差异，西方学界对中国的认知建立在“他者”框架基础上，形成一种“镜像”的“中国的认同”，其使得“中国认同”失焦、失准。这是“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学理源起。受西方影响，海外华人与中国港澳台地区分别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性认同”与“‘文明—国家’二元体认同”的“中国认同”命题的逻辑证成路径。“中国的认同”把中国文明体国家置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对位，“中国性认同”把中华文化传统置于群体权益的对位，“‘文明—国家’二元体认同”把中华文明的国家大共同体置于地域文化的地区小共同体的对位。“中国认同”出现“镜像”以及“中国认同”问题式出现多重逻辑证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民族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失调与分离。只有通过“中国认同”问题式来质疑“他者”，建立起“中国认同”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树立国家认同优先于地域认同的“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基本前提，才能还原“中国认同”的“原真性”，重构民族主体性，树立中华文化自信。“中国认同”的“原真性”在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性，以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