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汤显祖美学思想之新探

汤显祖的美学思想以“情”为主要审美范畴，展示出晚明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特色，但是汤显祖美学思想并没有抛弃儒家的中和以及兼济天下的美学追求。他倡导的“情”是把儒家的“志”统一于“情”的范畴之中的，形成了完整的“情”本质体系。汤显祖在文艺创作论、艺术功能论和《牡丹亭》艺术形象塑造等美学相关问题上均反映出儒家中和的美学理想以及“情”“志”统一的“情”本质论立场。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与墨家思想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形成的时代使之有借鉴墨家思想的可能,《唐虞之道》“爱亲”与“尊贤”的统一是其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绝大部分兼采儒墨之善而成的,其“利天下弗利”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墨家思想相一致。     

两宋词论尊雅观中的情志纠偏

在两宋词论尊雅观中,“雅”是一种审美追求,“诗”是一种文体参照,且都要求音协、字雅、才高、意新、以推尊词体为宗旨,等等.然而“情志”问题作为人性深层次的矛盾,是倡雅词论者首先要协调的问题.大体而言：北宋词论尊“雅”观侧重于纠“情”之偏执,其中本色之雅论者主情致、讲气象,而诗化之雅论者主性情、讲气格,以“志”统情;南宋词论尊“雅”观不仅纠“情”之偏执,而且纠“志”之偏执,使以“志”统情,最终达到理论上的“情”“志”和谐.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论“情之正”——民初小说中女学生“自由结婚” 的真义与限度

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的先锋。当通俗小说家对“自由结婚”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时,她们也成了文本中的女主角。在民初的哀情小说中,践行“自由结婚”的女学生的价值取向被设定为“情之正”：其举动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尊重、遵从“父母之命”。她们对“情之正”的选择,正是对爱情的真挚、炽热性质的回避。小说家由此显示出其立场的局限性。因为通俗小说对市民庸俗道德观念的迎合,这类文本的使用在“小说证史” 的研究中存在一定限度：小说中女学生的价值观念不宜等同于现实中女性的取舍,通俗文本只在心态史的层面才具有史料价值。     

“平静的诗”与“焦燥的人”－从创作主体结构的视角来探讨朱湘“诗”与“人”的悖逆及超越

朱湘被誉为“诗人的诗人” ,就在于“平静的诗”对“焦燥的人”的悖逆与超越 ,这是朱湘的最大矛盾 ,也是朱湘的最大特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朱湘创作主体结构的“这个构成”与“别致配置” ,即以艺术层次为主流 ,以个性层次为标志 ,以理性层次为潜在 ,三者异质共构 ,具体表现为深厚的爱国情思与“文学救国”热情、固执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话语、“我本楚狂人”与“狂夫意识”、精心建构诗的象牙之塔与超越现实、唯美的趣味与“清丽柔婉”的新月风等方面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从尊个性到重群体看郭沫若的文化选择

从审视郭沫若复杂的人生经历入手,分析这位文化巨人如何将个体生命自觉地纳入时代与社会的需要,圆满地实现自我。“五四”时期张扬个性,抗战时期为民族呐喊,建国后为政治服务,在尊个性与重群体之间,郭沫若的文化选择无疑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一种有价值的探索。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程、意旨与路向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它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起联结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理论通路。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演进历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出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要义,亦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先决条件,创造性地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需。新时代新征程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域日益敞开,应秉持“三种精神”,为“两个结合”加注活力与生力,使其持续嬗迭意涵,扩充义理,释放效能,并在此视域下求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未来进路。     

论儒学与诗的发展流变

以诗史的几个发展阶段：孔孟荀至两汉、建安风骨、陶潜及唐代杜韩,说明诗的流变——内容和形式与儒学有内在联系。上述诗之特殊面貌的出现,内在原因皆由于儒学之变化。孔子对诗作了自觉反思,肯定抒情诗对生活的重要性,指出生活诗意化的方向。孟荀让诗转向政治化史诗化,导致建安风骨的建立,直接影响盛唐。陶潜田园诗乃生活诗意化的实现,开出诗之清新自然之抒情新流派。陶诗之自然乃孔门“风于舞雩,咏而归”之自由和愉情怀,非庄子“不与世俗处”之山林自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忧道不忧贫”,乃陶诗之精神风骨。已出文学史多归陶于庄,实大谬不然。评诗乃对诗的诠释,与评诗者之精神学养密切相关。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成果,其发展过程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即“女性形象”批评、“女性中心”批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多元文化身份”批评。在文化多元的当今时代,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在尊重差异与个性的基础上走向融合,不断完善其独具特色的理论,丰富文学批评的视域。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至情”与“情情”——杜丽娘、林黛玉的情感世界

《牡丹亭》和《红楼梦》可谓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璀璨双珠，都是以“情”为核心的伟大著作。杜丽娘和林黛玉分别是作品中典型的至情女性代表，她们蔑视专制的淫威和礼教的桎梏，共同以情为生命的救难方舟，倾其一生诠释着真情：前者历经生死奇幻，突破情路上的重重障碍，一路高唱着人性的欢歌；后者则任霜剑相逼不改初心，为心为情倾尽血泪至死不渝，至终悲吟着诗人的葬歌。将从情之天下、情之历程和情之归宿三方面来探讨杜丽娘和林黛玉的情感世界，对比在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压迫下同样至情女子散发的不同魅力，并探讨各自的作者在其身上赋予的情之内涵。     

“今文学”视阈下龚自珍“尊情”诗学观念的建构简

龚自珍通过“破”面和“立”面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他的“今文学”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立场。龚自珍的“尊情”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实际上传承了其“今文学”的价值旨趣,将诗学的主体维度（人格、情感、创造等）放在批判的场域来展现,体现出诗学自身厚重的学术底蕴和较强的批判意识。然而,龚自珍以“尊情”为核心的批判诗学在保持对既有诗学观念批判与革新的同时,又在一种幻灭感中走向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发现和张扬,并试图以一种异端的方式表征个体生命的“在场”,从而使其诗学充满某种僭越行为与二律背反及现代意义。     

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 “哀情”与 “高情”抒写简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     

当代中国生活美学语境中的“生活”辨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界开始关注“生活美学”。2000年以前的“生活关学”研究关在生活中的存在领域;2000年以后的“生活美学”把“生活”分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并把“美的活动”定位在两者之间。这些研究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活美学”的基本问题“美”与“生活”之关系。引入马克思的“类生活”观可以发现,“美”乃“生活”应有之义,人类自由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充满乐趣的生命活动就是“美”的“生活”。     

论自我尊重是“尊重的教育”的心理基础

自我尊重是“尊重的教育”的心理基础问题 ,自我尊重需要是人类需要的核心 ,是人抗衡文化带来焦虑压力的“缓冲器” ,更是人生命价值的最高形式。在形成过程中 ,它受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信仰保持制约 ,尤其受“尊重的教育”实施效果的影响 ;在发展过程中 ,它又表现出强烈的、持久的与富有弹性的对行为的调节作用 ,是人心理机能的具体化 ,生命价值的社会化的必然结果 ,更是“尊重的教育”的心理基础     

台湾现代主义“学院诗”的兴发——论《文学杂志》之于台湾现代诗场域的建构意义

1956～1960年间,《文学杂志》在视文学为宣传工具的语境中,坚守“文学”本位的编辑原则,为台湾现代文学的良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它所坚守的学院立场,直接开创并构建了台湾现代主义“学院诗”传统。学院诗的第一要义,即在自觉坚守诗歌自律的基础上,建设性地寻求诗歌本体的变革与发展。学院诗往往会遭受“脱离现实”、“晦涩难懂”、“保守自闭”、“理大于情”的指责。对此,《文学杂志》编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从三方面做出了局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