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进学解》对《答客难》的继承与发展

韩愈《进学解》为拟东方朔《答客难》而作,韩愈对《答客难》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从两者之间异同的比较中,可以看到韩愈对三代秦汉散文所作的变革与创新。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     

《江南春》诗主题辩

杜牧是极推崇韩愈的,他受韩愈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在《读韩杜集》诗中说:“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说:“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他的文学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答庄充书》)。这和韩愈的文学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是一脉相承的。韩愈对佛教的斗争是十分坚决的,宪宗元和十四年陕西凤翔     

《公孙龙子·指物论》疏解

认为《指物论》的思想素材突出于墨,它是针对墨家的指物观而作的,其文体不是客难主答式对辩体,而是立、破相间的驳论体式。在对《指物论》作解的同时,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了对于《指物论》的新认识,指出《指物论》乃是一篇论述名物关系的符号学专论     

无望速成 无诱势利——论韩愈《答李翊书》中的为文之道

韩愈论文之言不多,《答李翊书》是其极为重要的一篇。在《答李翊书》中,韩愈对李翊所问的＂立言＂之事进行了回复。李翊以立言问于韩昌黎,不过是想要知道如何写作古文,本无心以立言为己之志,韩愈却借此之间,演绎了一篇及其精彩的文字。本文试从具体分析韩愈自我论述的生平实践经验出发,以＂无望速成＂＂,无诱势利＂为切入点,解读韩愈的为文之道。     

《文选》“难”体与先秦“语”体——兼及“对问”“设论”的文体溯源

《文选》中的"难""对问""设论",历来对其文体分类、特征及其文体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蜀父老》"难"体具备先秦"语"体的特征,即对问的形式、有关国家政治的内容、强烈的议论说理目的,以及相对类型化的写作体制,其文体当来源自"语"体。同时,《难蜀父老》在对话双方人物的设置方面,较"语"体有所突破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比较分析《对楚王问》《答客难》《解嘲》《答宾戏》的文体特点,可以发现先秦"语"体与"对问""设论"都有源流关系,并在汉魏六朝时期展现出的新文体特征。     

论韩愈《师说》的逻辑漏洞

情理、逻辑和事实三方面的滞碍难通使得韩愈《师说》一文有着太多的漏洞,难以自圆其说。《师说》对唐代师道问题的判断完全错误,也使"师"的概念十分混乱。以韩愈所说之师为师,则师尊难保、师道必亡。韩愈为人为文为师的诸多缺陷在当时引起的非议和多数韩门弟子的不满、抗拒乃至反叛以及韩愈"独行而无徒"、门庭冷落的尴尬状况使得韩愈写作《师说》的动机显得扑朔迷离,令人怀疑《师说》有诈世嫌疑。     

韩愈《双鸟诗》意义探微

韩愈《双鸟诗》意义晦涩难明 ,引起许多争论。总括起来有四种观点 ,即韩愈前后之执政者说 ,佛、老说 ,李白、杜甫说 ,韩愈、孟郊说等。但从《双鸟诗》文本出发 ,参之以相关文献 ,“佛、老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辛弃疾《归朝欢》与韩愈《石鼓歌》

《石鼓歌》为韩愈七古名篇,前人多所评赞,然对于其主旨的分析把握稍显隔膜;《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是辛弃疾咏物名篇,该词不仅多处化用韩愈《石鼓歌》诗句,而且立意构思、主题思想也皆从韩愈《石鼓歌》脱化而来。从辛弃疾《归朝欢》我们可更清晰地把握韩愈《石鼓歌》之"诗心"。     

李翱的论文理论——读《答朱载言书》札记

李翱是韩愈弟子,其论文理论与韩愈相似。然而,李翱学韩是比较灵活的,他对韩愈的论文理论既有吸收又有发展,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论文理论。关于这一点,章太炎曾经指出:“按二人(皇甫湜、李翱)虽俱学韩,李能自立,不屑屑随韩步趋。虽才力稍逊,而学识足以达之。故能神明韩法,自辟户庭。”(《皇甫持正文集书后》)而李翱的论文理论集中反映在《答朱载言书》中,本文主要依据此《书》,对李翱的论文理论的特色谈几点看法。     

韩愈《进学解》创作时间献疑———《旧唐书》关于韩愈《进学解》系年之驳议

关于韩愈名篇《进学解》的创作年代,当代学者几乎都将其定为元和七年到八年之间韩愈因柳涧事遭贬,由职方员外郎左迁国子博士期间。这一判断的根源来自《旧唐书-韩愈传》中关于韩愈左迁博士后写《进学解》,获执政赏识并提拔为比部郎中、史官修撰的叙述。本文从韩愈《进学解》与其他作品的文本自身出发,结合宋代学者朱熹、洪兴祖等对《进学解》系年的讨论,对《旧唐书》这一说法提出若干质疑,并进一步提出《进学解》作于元和三、四年间的新说。     

汉武帝对东方朔《答客难》影响考论

从有关文献资料考证东方朔《答客难》的作年,认为当作于太初元年（前104）二月建章宫建造之后、天汉二年（前98）十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下狱之前。在此基础上,讨论汉武帝对此赋的两方面影响：一是促成了赋中的不遇情感及儒学思想的表达;二是影响了赋典雅、诙谐的艺术表达方式。     

《龙城录》再考辨

《龙城录》的作者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可以从五个方面证明《龙城录》确为柳宗元所作。一、《龙城录》中的人事可证为柳作;二、韩愈《答道士寄树鸡》诗仍然可证《龙城录》是柳作;三、苏轼等人的诗及《续前定录》可证《龙城录》非刘焘或王铚伪作;四、与史实出入不足以证《龙城录》非柳作;五、文笔不类等也不足以证非柳作。     

清代赵翼与朝鲜李瀷对韩愈诗歌的批评——以《瓯北诗话》与《星湖僿说》为据

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朝鲜李瀷的《星湖僿说》都对韩愈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批评的内容包括韩愈以李白、杜甫为宗的诗学观,韩愈奇崛的诗歌风格,韩愈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和韩愈的《南山》诗,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上,提供了域内、域外两个诗评视角。     

说《韩集》的几篇佚文

韩愈文集,为其生前亲自所编定。《韩集》以外的佚文,一类见于宋人所辑《外集》五卷和《遗文》一卷,一类不见于《外集》、《遗文》,但据韩愈现存诗文可以考出。以上佚文,有些为韩愈有意删落。文中列出《韩集》佚文６篇,考证并论述了韩愈删去这些文章的原因及他与宦官、裴度、柳宗元、佛教的关系     

韩愈《平淮西碑》五议

千余年来,对于韩愈的《平淮西碑》,议论纷纭,贬誉参半。究竟怎样评价才算更为恰当,一时尚难作出结论。下面仅将个人的一些看法略加阐述。一、诚惶诚恐的心情,如《诗》如《书》的文章如所周知,唐宪宗元和年间,讨伐淮西镇吴元济之役是一个和唐王朝生死存亡攸关的大事     

《马说》解

《马说》是唐朝大文学家,大思想家韩愈的著名杂文之一。韩愈一生为后世留下了七百多篇散文。其中“杂著”占六十五篇。韩愈的杂著散文,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政论、道论、学论、人情风俗论等各个方面。有人曾研究“只有杂说是韩愈论说文中唯一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包括《马说》在内的“杂说四首”正是这种“具有文学价值的”论说文的代表作。     

读《世说新语》杂识

本文从语言和文献的角度，对《世说新语》里的八则语词作了校勤和考释，它们是：1.城阜；2．难．3．忧惨；4．希闻难;5．召功臣，6．陆士衡士龙；7湛隐；8.啖名客．《世说新语》，刘宋刘义庆撰，萧梁刘孝标注，是六朝著名的志人小说。本文是阅读《世说》过程中记下的读书笔记，试对书中若干字词校释问题谈点看法，敬祈读者是正。《世说》原文依据徐震先生《世说新语校笺》（下简称《校笺》）本。     

清代学者黄承吉的“正扬论”——以黄承吉论《解嘲》为中心

黄承吉为清代扬州学派有名的小学家,其论扬雄之语却鲜有人关注。黄承吉"正扬论"由扬雄有雕虫篆刻之说致文为后世诟病开篇,力图澄清与扬雄有关的迷雾。"正扬论"之《解嘲》篇对于了解全部"正扬论"的主旨及风格具有重要意义。黄承吉论扬雄《解嘲》的惑人之语,论扬雄为文之深心,论《解嘲》与《答客难》之异同,论扬雄以老氏为门面等,胜论叠出,其老吏判案的论证风格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尤为独特。然其文亦有冗长芜累之弊,而致被人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