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及应对策略

频发的校园欺凌事件促成了学界和政府对校园欺凌问题的高度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留守儿童频繁卷入校园欺凌 之中,更是激发了人们热烈的讨论。不过,人们对农村留守儿童陷身校园欺凌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学校方面的应对,而 对儿童家庭的探讨尚不充分。农村留守儿童容易陷身校园欺凌的家庭根源,既包括成长中父母缺位带来的安全感缺乏,又包 括隔代抚养带来的重养轻教,还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带来的教养方式的简单粗糙。为此,改变留守儿童的欺凌现状,父母 陪伴孩子成长是长远的根本方略;大力拓展沟通对象及方式,深化沟通内容是现实的可行策略;积极优化隔代抚养状态是基础 的紧迫之策。     

欧美澳校园欺凌整合防治模式：策略与启示

校园欺凌行为涉及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欧美澳各国在多方尝试之后，校园欺凌防治逐渐走向“多方主体联动，多层综合治理”的整合模式。各国的整合防治模式一般从个人层次、同伴团体/班级层次、学校层次三个方面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防治干预，其对我们当前的校园欺凌行为治理启示是：提升师生对欺凌问题的警觉度；建立多渠道欺凌行为报警机制；构建和谐融洽正向的校园气氛；改变参与者在欺凌中所扮角色；建构反欺凌家校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校园欺凌有效治理的影响因素及其优化路径

校园欺凌是国内外学校中颇为常见而又难以有效治理的问题。中国政府对校园欺凌治理高度重视，出台了诸多治理政策，并取得一定的治理成效。但由于校园欺凌治理的复杂性，治理实践仍然存在成效不理想等问题。搜集整理国内9起典型校园欺凌事件，分析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政策执行系统模型构建分析框架，从治理人员、治理机构、治理环境、治理政策四个维度审视中国校园欺凌治理低效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要充分消解治理低效问题，必须加强治理人员尤其是基层治理人员的责任感，强化基层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等治理机构之间的联动，营造良好的支持环境，完善治理政策内容，从而为广大学生创造安全与和谐的校园环境。     

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研究及薄弱环节——基于CNKI文献关键词的共词分析

随着一系列恶性事件被媒体曝光，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担忧校园欺凌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社会焦点。通过共词分析法对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研究现状进行考察发现，其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六大类：校园欺凌行为特征研究、校园欺凌与学校管理的关系研究、校园欺凌与人际交往的关系研究、校园欺凌的成因与对策研究、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研究、校园欺凌的社会问题研究，而研究的薄弱环节则主要包括品格教育研究、学生自我保护研究以及网络欺凌问题研究。因此，校园欺凌问题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研究视角也需进一步拓展。首先，除欺凌者、被欺凌者之外，旁观者也应纳入研究范畴，要将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实施隔离，对受欺凌者要及时给予心理疏导，引导旁观者积极主动地帮助被欺凌者；其次，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学校、教师及相关部门有效处理、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提供法律支持及保障；最后，将综合预防与治理相结合，建立由学校、教师、学生组成的反欺凌共同体。     

美国纽约市校园欺凌行为处理方式及其治理启示

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校园欺凌已经成为全社会不容忽视的教育治理问题。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全美人种最多、学校问题最为复杂的城市。在解决校园欺凌行为方面,纽约从法律制定到校园支持都形成了完善的保护体系。纽约市应对校园欺凌行为的策略给我们的启示有如下六个方面:法律保障完备、治理主体多元化、注重心理疏导、早期预防胜于事后治理、建构整体和谐的学校情境与气氛、协助家长防治欺凌行为。     

我国农村“光棍”的区域分布及其形成机制——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分析

根据血缘结构与地缘结构匹配方式的差异，中国农村可以初步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三种理想类型。村庄社会结构主要从婚姻的家庭支持度和村庄排斥度两个维度形塑“光棍”形成逻辑。具体而言，北方分裂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最强，村庄社会对“光棍”的排斥度最强，“光棍”生成的概率最小；南方团结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一般，村庄社会对“光棍”以结构性保护为主，“光棍”产生的概率次之；中部分散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最弱，村庄社会对“光棍”较少排斥，“光棍”产生概率最大，“光棍”数量最多。对农村“光棍”区域差异的社会学分析建构了“光棍”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对于“光棍”危机的社会政策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中学生校园性别欺凌的发生机制与防治策略——基于暴力三角理论的分析

校园性别欺凌事件频发引起舆论关注，深入探究其发生机制并寻求防治策略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本研究对基于天津市S中学18位学生的深度访谈数据，借助暴力三角理论，从文化暴力、结构暴力、偶发暴力三个维度分析校园性别欺凌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校园性别欺凌根源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这一文化暴力；学校的一些制度安排使学生处于结构暴力场景中，给性别欺凌的发生提供了环境支持；青少年自我性别认同的威胁感和缺乏同理心等偶发暴力，使其难以理解和接纳多样态的性别，进而导致性别欺凌行为。因此，建议通过制定具有性别视角的反欺凌法律和政策，开展全面性教育培养青少年多元、平等的价值观，加强对学校教职员工的培训，建立科学有效的性别欺凌行为处置程序来防治校园性别欺凌。     

当前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困境与路向

中国农村经历了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和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农村的村庄学校消失,村庄幼儿园兴起,农村幼儿园成了农村社会的文化高地。当前,农村学前教育治理存在治理主体“靠政府”,治理取向“唯城”“唯农”,治理目标“扶贫不扶志”,治理过程“治标不治本”等困境。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任务是推进农村学前教育均衡,改善农村学前教育公平,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在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建构供给时代发展和符合农村人文的治理取向;心系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治理目标;探索“标本兼治”的治理机制。     

选择性治理: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

在农村社会主体缺位、村民组织化低下的条件下,乡镇政权在项目实施中往往会形成选择性治理的行动偏好,而乡村治理精英契合了这种偏好。通过构建乡镇政权、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的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采取选择性的治理行动是源于以下几点:其一,村民主体缺位制约了乡村的扶贫项目承接能力,使得乡镇政权倾向于项目承接能力强的村庄;其二,在自上而下严格的绩效考核和控制下,乡镇政权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无奈追求"短期效应",将资源投向短期能够产生效益的村庄;其三,在村民主体缺位、村庄组织化低下的境遇下,乡村治理精英参与乡村扶贫契合了乡镇政权追求政绩的偏好,成为乡镇政权确定扶贫项目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由于精英治理存在"精英俘获""不稳定性"等问题,乡镇政权在精准扶贫中应该积极转变过度依赖精英扶贫的理念,向培育社会组织、多元化扶贫主体转变。     

农村“留守儿童”隐忧思考

“留守儿童”存在教育缺失、管理缺位等隐忧。因经济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管理、社会参与不到位或滞后；学校教育失衡和管理缺位；婚姻观念变化、家庭结构不稳、家庭教育失策等多因素所致。应通过强化政府统筹管理，加快相关立法、社会扶助设施和制度的建立；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充分发挥学校的主渠道作用，为留守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切实重视家庭教育，构建夯实的家庭教育基础；加强自我保护、安全、法制、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和指导等措施，加强留守儿童的教养管理。     

西部学校校园欺凌的实证研究

为描述西部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的基本特征和群际差异,采用张文新修订的挪威心理学家Olweus的儿童欺凌问卷测验工具, 借鉴校园欺凌调查工具,从欺凌对象、欺凌方式、应对方式3个方面对陕西省两所农村寄宿制学校3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欺凌对象具有同辈关系差、社会排斥高、人际求助意识弱的基本特征;校园欺凌应对方式具有旁观型多,干预型少的特征。欺凌行为应对方式的学段差异:小学阶段学生相比初中应对方式干预型多,小学多肢体欺凌,初中关系欺凌增多;欺凌方式的性别差异:男生更倾向于肢体攻击型欺凌行为;女生更倾向于关系欺凌。可测到显著的分类变量差异:欺凌方式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年级差异;欺凌对象存在就读方式差异;应对方式存在就读方式、年级差异。应结合学生群际特征差异,积极应对校园欺凌现象,针对寄宿生的群体特征,采取反制校园欺凌的有效措施,体现课程教育的德育功能,营造消弭欺凌行为的校园文化氛围。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关系的失序与消解

农村教育承担着促进“人的城镇化”之重任,需通过横向互补和纵向有序的共谐结构体系来保障。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家庭、学校及社会教育处于一种“失序”状态,其结构功能、目的意识呈现出萎缩与非自觉,造成农村中小学生学习过程“压迫”、农村社会成员生命生活“物化”、农村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颓废等危害。为消除这些危害,提升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效益性,有必要采取分合位育：注重农村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结构的互补性;以人为本：凸显农村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实践的人性化;上下结合：加强农村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改革的草根化等策略措施。     

论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适应现状、问题及对策--以陕西西部某寄宿制学校为例

通过对寄宿制学校学生适应问题的调查问卷，数据表明学生在学业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规范适应三个方面存在问题。其原因为学校教育的偏颇、家庭教育的缺位等。学校通过设置适应主题的课程、建设开放的校园环境、开展家校合作，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等，两者的结合帮助学生适应学校生活，并在适应的基础上获得发展。     

创新农村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

创新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农村教育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学生辍学率高、升学率低、缺少一技之长,解决的根本方法是,不断创新教育投入体制、农村教育体系和农村教育体制。     

综合文科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

为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开办了综合文科教育专业,在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教育和地理教育三个专业进行“主辅修制”改革的基础上,探讨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由传统分科教育为主向现代综合教育转变,由专业学科知识为中心向知识整合为中心转变。兼顾初中综合改革发展需要和传统分科教学的现实,培养的学生既能胜任初中综合课程《公民》、《社会》或《人文教育》等的教学,又能适应政治、历史和思想品德等分科课程的教学,还能适应乡镇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复合型师资。本文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原则,确定了符合教育规律和实际的综合文科教育专业全新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建立了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了全新的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     

论教育惩戒的风险及规避——从教师“不敢惩”现象说起

惩戒是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当下教师"不敢惩"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成为了学校教育中的一种怪象。惩戒的教育价值在于让学生适应社会化生活,获得品德发展的自主能力,最终获得身心全面协调发展。随着风险在社会领域的拓殖,教育惩戒行为也带有了强烈的"风险"特征,表现为:教育惩戒行为的复杂性伴生风险,惩戒后果难以预料,惩戒责任主体缺失,惩戒后果的个体承受。从治理角度来看,应提高教育惩戒行为的风险感知阀限,促进多元主体的理解与共识,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建立制度化治理体系。     

河北省农村职业中学体育课程体系的创新设计

依据我国农村职业中学体育教学目标,确定河北省农村职业中学体育课程设计应以学科本位课程、学生本位课程、社会本位课程为课程设计的理论依据,以学科发展、学生发展、社会发展为课程设计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创新设计出三个学段、三种课程、五种组织形式的农村职业中学体育课程结构体系及其相配套的教学内容和时数比例。     

涉农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对策探寻——基于对石家庄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就读意愿的调查

把握目前中职涉农专业学生就读意愿,对于推动涉农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使其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服务十分必要。调查结果显示,涉农专业学生中的农村生源比例高于非农专业;大部分涉农专业学生的最初的就学意愿并非是职业教育而是普通高中;学生就读中职涉农专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升学;大部分涉农专业学生希望在城市就业,他们比非农专业学生更倾向于毕业后创业。面对中等职业学校涉农专业招生难、就业难的困境,扩大中等职业教育涉农专业的培养对象范围,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能力建设,教学结合农村、农民的实际,务求实用和实效,增加创业预备教育将是提高中职涉农专业吸引力的有效措施。     

教育荒废现象的成因与对策探析

用日本学术界对教育荒废的研究反观中国教育,发现在我国教育中也存在着道德与法制、教师心理和学生心理、学生学业、青少年体质、教育成本与收益等方面的教育荒废现象.其成因主要表现在办学模式封闭、办学指导思想偏离教育方针、教育市场化的负面影响、家庭教育失当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不良影响等几个方面.因此,只有加强学校与社区、家庭的联系,调整教育观念、规范家长行为、净化社会风气、强调教育公平,才能避免此类现象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