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视域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度建构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部基础法律+4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表达

我国提出了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目标。应当从定义、目标和地理空间范围等角度明晰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内涵与外延,从实质而非形式视角界定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与自然保护区的“基础”地位。以法律体系理论审视被列入立法计划的《国家公园法》立法,应当在法律体系中规划立法、在法律体系中明确法律部门归属、在法律体系中协整相关单行法的内在关联性。应制定专门的《自然保护地法》为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立法重点包括将《自然保护地法》界定为自然保护地领域的基本法和政策法、确立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的法定标准、厘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地位与关系。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背景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研究

我国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关键时期"抢救式"地保护了我国大多数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野生动植物资源.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主要是按照资源要素设立,且各类自然保护地分属不同的环境及资源管理部门,并依据不同的法规、标准建立和运行.由于缺乏统一的设立方式,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如分类不科学、区域重叠、保护标准不清晰、公益属性不明确、多头管理、权责不落实、保护与开发矛盾难以协调等.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完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提高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治理能力,形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不断提高我国的自然保护管理效能.在梳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及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情况,分析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的目标、原则和主要内容,指出建立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必须彰显中国理念、打造中国模式、体现中国效率,为科学高效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了方向与建议.     

四川省生态功能类自然保护地的时空演变特征

为了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对生态功能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化特征的基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四川省独特的自然地质环境,运用计量地理学以及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1965—2015年期间四川省生态功能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与演化特征,结果表明：四川省生态功能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主要为集聚型;虽不均衡但有向平均分布发展的趋势;已演化成以环四川盆地的高密度分布多核区域和高密度分布片区带为主导、川西和川西南呈高密度片区带状分布的格局。研究还发现：四川省生态功能类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的重心迁移轨迹呈由东北向西南方向迁移趋势,逐渐接近四川省的几何中心。     

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逻辑与构造

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应当以承载多元价值、平衡原住居民权益保护与公益性目标、构建惠益分享机制的应然逻辑为指引，系统回应当前制度构建存在的制度机理错位和立法体系性缺乏等问题。以对当前法律体系的变革为基础，可具体展开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优化构造：确立“一般规定+特别规定”的统一立法模式以矫正地方先行的立法探索带来的制度协调性问题，在《自然保护地法》中系统规定一般制度，通过《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单项立法展开具体领域的特色制度设计，通过《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进行专门的针对性立法，地方立法进一步规定实施性制度，进而从形式和实质意义上具体展开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体系化构造。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立法路径与当地社区利益协调研究

我国现行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混乱,管理上交叉重叠,呈现碎片化管理,为了构建一个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应当以国家公园建设为契机,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符合国情的国家公园体制。在立法路径上,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国家公园法,同时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公园进行单独立法。对于国家公园内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及用益物权权能受限问题,可以引入保护地役权制度进行生态补偿,重视民法手段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资产保护中的作用。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背景下安徽省森林公园发展对策研究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安徽省已建立省级以上森林公园81处.但森林公园保护与发展的现实矛盾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也逐渐凸显,主要表现在不同类型保护地之间交叉重叠、森林公园保护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森林公园批复面积与矢量面积存在误差.森林公园整合优化需遵循"因地制宜,科学评估;尊重事实,规范整合;合理调整范围,避免森林公园斑块严重破碎化"等原则,多措并举,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编制总体规划加强森林公园管理,从而推动安徽省森林公园更好更快更健康发展.     

江西省自然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江西省丰富的自然旅游景点对区域旅游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最邻近指数、集中指数、基尼系数、相关分析等数理和空间分析方法,从类型、均衡度和密度等方面对江西省142处自然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江西省自然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且在县域单元上自然旅游景点以集中分布为主,空间分布较为不均衡;(2)自然旅游景点受江西省东西南三面环山的地形条件影响,分布密度表现为点状形态,总体上呈现“环状式”的分布格局;(3)资源禀赋、地形地貌、湖泊水系等自然因素对江西省自然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格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旅游景点开发和建设的基础;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条件等人文因素则对自然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中保护范围划定的方法初探——以山西南部国家级重点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为例

文物古建筑应该同周边环境做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规划。在介绍了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中保护范围划定的意义和原则后,又说明了保护的方法。保护范围的划定主要包括保护区的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其中保护区一般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一般分为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和二类建设控制地带。接着以山西南部五个国家级重点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中保护范围的划定为例,分别阐述了周边环境为自然山区、自然村落区、城市边缘区、城市传统街区和城市现代街区五种不同类型文物古建筑保护范围划定的方法。     

安徽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寻安徽省传统村落的结构分布规律,统筹推进传统村落文明的保护和传承,文章以安徽省400个“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三指标”（最邻近点指数、不平衡指数、地理集中指数）评价模型来测算安徽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演化过程,并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对安徽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演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的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类型上属于凝聚型,随着时间的变化,凝聚程度越来越高;传统村落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皖南地区;从时间上看各区域间传统村落分布逐渐趋于均匀,但从空间上看市级区域间分布仍不均衡,主要集中分布在黄山、宣城、池州和安庆4个地级市内;2012—2019年安徽省传统村落分布形成了皖南山区和皖西大别山山区两个高密度区。研究认为,在自然因素上,相对闭塞的环境、险要的地势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是维系传统村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人文因素上,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不太发达的交通、和平的社会环境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影响传统村落的选址和传承的重要因素。     

三江并流多种保护区重叠的法律对策

三江并流地区同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地,包括数个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这些保护区域之间存在诸多重叠之处,导致管理体制不顺、与当地社区居民冲突不断、保护区管理效果不佳等问题。本文在分析三江并流地区多种保护区域重叠的基础上,分析保护区重叠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重叠问题的法律对策。     

社区保护地保护与新农村建设

社区保护地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的民族地区占有广阔之地.新农村建设为社区保护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而社区保护地也反过来为落实新农村建设战略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和实施保障.本文从社区保护地的属性出发,探讨了社区保护地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结合的可行性,并在社区保护地与自然保护区二元保护结构分析基础上,指出新农村建设是打破二元结构,促进要素在二者之间流动,最终同时促进新农村建设和社区保护地保护的有效途径.     

德国保护地体系评述与借鉴

德国保护地体系是沿袭历史逐步形成的。首先论述了德国保护地体系的法律基础,并对11类德国保护地的定义、现状和管理事权进行了解释。继而对德国保护地体系进行归纳总结:各类保护地由《联邦自然保护法》统筹、分级管理,以自然保护为核心目标;各类保护地地界交织现象广泛存在,从而实现更广泛的连接;关注文化与自然的融合,强调文化景观管理;各类保护地倾向不同功能,平衡保护与利用并合理发展可持续旅游;法治巩固本土特色的保护地。最后对我国的保护地体系进行相关思考:法定保护地须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包容自然与文化景观的保护地可与"自然公园"相得益彰;对保护地的利用及管理需要通过统一规划实现。     

基于空间结构分析的国家地质公园发展研究

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基尼系数、综合密度指数分别对138家国家地质公园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差异和区域空间密度进行了分析,并从空间分布发展和区域规模发展两个角度探讨了国家地质公园空间发展路径。结果表明,国家地质公园在空间上趋于凝聚分布,华北、华中、西南和华南4区国家地质公园集中,密度较大;空间分布类型已由凝聚型逐渐向随机型转变,地区发展不平衡,华北、华中、西南、华南4区发展迅速,提出国家地质公园建设应做好市场主导、突出主题、地区平衡、发展平衡等4个方面的工作,以实现国家地质公园健康、合理化发展。     

浙江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变动及匹配关系

集中指数和重心显示浙江人口与经济分布均趋向于不均衡,且经济分布的非均衡性大于人口分布,但二者之间的偏离趋于缩小。集中度显示县域尺度上人口与经济集中分布区面积扩大、集聚程度提高,且集聚与分散变动均形成了核心区;人口与经济集中分布区形成“交叉但不重叠”的地域关系,经济分布对人口分布的解释程度在73％－90％之间;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匹配程度提高,二者主导匹配关系由1982年的经济滞后型转变为2010年的协调发展型。基于浙江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动态匹配过程,认为实现人口与经济均衡分布的路径是：以产业结构升级及布局分布调整为核心动力,在经济超前型县域继续提高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创造能力,以吸引人口集中为主;在经济滞后型县域承接产业转移和扩展产业的同时,以转移剩余人口为主;在协调发展型县域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与人口同步增长的协调发展速度。     

基于治理视角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困境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区域生态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短期冲突、生态红线区生态空间与农户生活空间的重叠、生态脆弱与贫困的交织等问题对生态红线的划定与落地提出了挑战。基于此，笔者以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区域总面积较大的城口县和酉阳县为例，分析现行生态红线区生态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生态补偿对这种冲突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1）现行生态红线区的生态政策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农户生计造成了影响，使农户感觉到利益被"剥夺"，降低了生态权益的获得感；（2）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改善红线区农户生计现状的重要手段，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府治理建议。     

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评价与发展对策——以老君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为了促进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开发利用,以河南老君山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半结构式访谈及地理空间数据,利用SolVES模型和核密度工具对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进行评价并提出对策建议。建立的包括森林美学、自然历史、自然教育、森林文化和森林游憩5个评价指标均呈现聚集分布状态,可以用来对研究区进行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分区,其中森林美学和森林游憩的功能标识点数量分别达到324和279个,占全部功能标识点数量的31.55%和27.17%。森林文化区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稀有度指数均最高,分别为13.95、0.98和1.67,是研究区提供森林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的核心区域。研究结果可为森林自然保护区及国家公园文化服务资源的优化布局及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借鉴和指导。     

东北城市群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0—2020年东北3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法、Kernel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空间变差函数和障碍因子模型，对东北城市群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间内，东北城市群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从均值水平来看，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集中分布趋势不断加强，已经形成辽宁省东部、吉林省西部和黑龙江省东部三大集中分布区；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全局呈现空间正相关性，局部集聚区呈现“低低增，高高减，高低减，低高减”特征；从影响因素来看，空间结构性影响逐步增强，随机性影响逐步降低，整体空间差异在减少，但仍存在局部不平衡，绿色发展和科技支撑成为主要障碍因子。加强跨部门合作和协调、建立健全农业绿色发展和科技支撑的工作机制，是推动东北城市群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沈阳卧龙湖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功能效益分析

湿地是处于水陆过渡地带的特殊自然综合体，具有多种功能和重要作用，被人们誉为“地球之肾”。沈阳卧龙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是内陆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位于沈阳市最北端的康平县康平镇西部，处于内蒙科尔沁沙地南缘，组成了一个比较脆弱的内陆湿地生态系统．具有独特的湿地生态功能。由于该地处于辽宁西北半干旱区向中部平原湿润区过渡的生态敏感带，是阻挡内蒙风沙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从而对于沈阳市域的自然保护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针对沈阳卧龙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主要资源及保护、开发利用现状，从加大湿地保护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提出沈阳卧龙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利用一定要把它纳入到沈阳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中去，在保护的前提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广东省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07.15万公顷,其中五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9.78万公顷,4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44.12万公顷,190个市县级自然保护区面积53.25万公顷。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核心,以省级自然保护区为网络,以市县级自然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小区为通道的保护类型较齐全、布局较合理、管理较科学,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较显著的自然保护区体系。但还存在自然保护区平均面积偏小、区域分布不平衡和管护水平能力亟待提高等问题,因此,推进法治建设,健全自然保护区法规制度;建立健全管理机构,维持自然保护区正常运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确保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工作需要;加大宣传力度,扩大自然保护区社会影响;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自然保护区员工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