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本文通过对成都平原的调查,分析了农户非农收入、当前农地的功能、农地流转收益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加快农地流转提供决策依据.     

农地调整、流转对农户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山西省的实证

目前农地的频繁调整与流转不畅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本文结合2002年的山西农户农地问题的问卷调查资料和跟踪观察户资料,分析农地调整与流转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并提出创新农地流转形式,提高农地配置效率是促进农户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对黑龙江省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从农地转入、农地转出两个方面挖掘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受模型中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促进黑龙江省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市场;加大农地整治力度,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加大农村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水平。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皖、浙两省413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皖、浙两省41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影响农地流转价格的主要因素,并通过构建农户资产配置模型和结合实地调研经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提高流转收益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土地经营内容、流转约定年限以及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农地流转价格有显著影响;此外,经验证据进一步表明,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有助于降低流转的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切实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     

沿海发达地区农地流转中的农户意愿实证分析——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提高农村土地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但推进土地流转,不能忽略农户的意愿。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土地政策的认知情况和对流转机制的看法等,都对土地流转有重要影响,传统文化中厚土意识,也影响了农地流转。加强土地流转的管理引导,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应对这些因素进行通盘考虑。     

农地承包制和农地流转的冲突与协调——兼论《土地承包法》流转规范设计的不足及完善

现行农地经营制度是以农户家庭承包、分散经营为本体的,承包责任制虽是农地流转不可动摇的体制基础,但其初始设计与农地流转政策目标和现实运行机制之间存在偏差,反而制约了农地流转。基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分析,从两者冲突的对应性出发,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进行合理协调,既要完善家庭承包制,建立完全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机制,也要创造有利于农地流转的政策环境并采取相配套的法律保障措施。     

农户分化与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选择

基于对湖南湘北地区218户农户的调查,构建3个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直接影响,农户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程度越高,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农户垂直分化通过影响农户土地功能偏好进而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越高,越偏好土地的财产功能,进而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土地功能偏好在农户水平分化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技能劳动力成员、土地集中度、村干部支持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土地流转与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家庭发展视角下的经验探讨

土地是农村家庭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流转是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进程中生计转型的重要标识,直接影响其收入。基于产权调整逻辑与家庭发展理论,利用课题组2018年全国农村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对缩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土地转出显著缩小了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同时,土地流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家庭发展特征的影响。家庭发展目标、代际联系与家庭生命周期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了土地流转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需要结合自上而下的产权路径与自下而上的家庭发展路径进行综合考量。     

农民土地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陕西省西安市杨凌示范区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DEA-Tobit两步法,分别采用BCC模型评价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其他影响因素对于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农户耕地利用效率普遍较低,且耕地利用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土地经营权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人均耕地面积、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复种指数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正向影响,地块数量、户主受教育年限、有效灌溉率和农业补贴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影响不显著。     

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农地被认为是苹果种植户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均分土地的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农地细碎化问题突出，难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抑制了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重新形塑了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具体情境，提高了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深刻改变了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为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创造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降低农地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和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认知等角度，构建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OLS模型、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以及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还有助于在1%的水平上显著扩大农地转入规模。进一步地，农地转入规模是手机等信息化工具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的中介变量，且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文章使用替换代理变量、排除竞争性机制和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检验后发现，上述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从影响机制角度，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通过降低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显著促进农地转入规模，改善农地要素可得性，且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是信息化扩大农地转入规模的部分中介变量。但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转让权和抵押权等农地权利认知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再延长三十年认知，这可能是因为农业经营者并未通过手机等信息化工具了解农地相关信息。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支持和鼓励手机、电脑等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的应用，提高农业经营者参与要素市场的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深化以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利用多种信息化工具宣传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内容，改变农业经营者传统观念或认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文章的研究结论既有助于理解信息化情境中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理，也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土地经营权流转中预付租金的实现逻辑

预付租金在为土地经营权转出户提供收入保障的同时,也提高了土地经营权转入户的资金压力,从而可能为规模经营的实现带来负面影响。预付租金在规避风险方面具有优势,并与合约缔约对象、合约形式、租金水平等合约安排相互影响,共同保证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顺利完成。土地经营权流转合约不能仅以一般市场规律进行理解。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农业现代化,需要对目前预付租金对土地经营权流转产生的负面影响加以重视,无追索权的抵押贷款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     

福建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选取了福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生活消费品支出、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等5个解释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指出了福建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运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甄别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信贷约束是影响农户收入的较为关键的因素,农户信贷约束尤其是正规金融信贷约束主要减少了低收入农户的生产性收入。基于研究结论,为了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高农户收入,提出完善农村正规金融服务、加强非正规金融机构监管、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等政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搬迁农户调查

利用湖南省四大经济区域228户农户调查数据,对易地搬迁贫困户承包地处置问题进行探讨。运用无序多元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对影响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搬迁农户的承包地依然以自己耕种为主,占比73.25%。另外,14.47%农户选择土地流转、12.28%农户任其抛荒;（2）搬迁安置地、农户所处经济地区、户主文化水平、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搬迁后邻居满意度对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3）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抛荒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承包地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和农业生产设施条件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抛荒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完善搬迁后续服务工作、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时调整农业用地等相关政策建议。     

产权稳定性对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利用中国九省2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承包权的不稳定显著抑制了农户自购农机,促进农机服务购买行为。承包权的不稳定对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程度要超过土地资源禀赋。由于经营权未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也使得农户通过购买农机服务而不是自购农机来满足生产过程中对农机技术的需求。由此得出政策启示:为促进农地投资,需进一步稳定农地承包权,重视保护农地经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