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享有刑法解释权的可行性分析

法律解释在法律发展和司法适用中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但是就法官的刑法解释权而言,到目前仍未在法律层面得到承认。理论上,我国的法律传统、刑法解释的思想、司法机关的职能要求及现行刑法解释体系的缺陷,无不体现出法官享有刑法解释权的合理性;实践中,此种解释已然存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故而赋予法官刑法解释权是可行的。     

论刑法适用中的个案解释

刑法适用中的个案解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需要转变传统观念,解除法官进行刑法适用中个案解释的束缚,赋予法官个案解释权。同时,法官个案解释权应当受到限制,罪行法定原则既是法官个案解释的目标又是其解释的限度。     

刑法解释规制论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基本途径,司法实践中法官运用刑法解释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故法官是刑法解释当然的主体.但法官的刑法解释权不是任意的,应当对其进行规制.具体来讲,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规制法官的刑法解释权:外在规制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来实现;内在规制是通过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官对法律文本的尊重来实现.     

论法官为刑法解释的应然主体

刑法适用的生命在于解释。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客观上对刑法解释的需求更为紧迫。基于世界各国通行的观点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将视点主要放在审判领域内的刑法解释,提出刑法解释的应然主体是法官,并分别从我国的政治体制、刑法思想的客观说,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和成文法相对稳定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加以探讨,进而完善我国刑法解释,对促进我国的刑法建设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基本途径,而司法实践中是法官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故法官是刑法解释当然的主体。笔者认为应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来规制法官的刑法解释权:外在规制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来实现,内在规制是通过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官对法律文本的尊重来实现。     

宪政视野中的中国刑法解释体制改革

中国现行的刑法解释体制包括统一解释和法律适用解释两部分,其中统一解释体制是一种多元并立、各国家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从合宪性的角度来看,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刑法解释符合宪法规定,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以及高级人民法院的刑法解释都属于违宪解释。而从宪政理念的角度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刑法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误读,人大常委会不应成为刑法统一解释机关。最高法院统一解释刑法符合宪政原理,但应坚持被动的、结合个案的释法模式。在具备司法(法官)独立制度的前提下,应赋予法官以法律解释权。     

刑法解释体制探微

成文法系传统导致刑法解释权仅仅由国家机关垄断,解释者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一元解释体制是对解释的误读,不仅造成司法解释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使刑法适用结果与公众期许相悖,导致法律解释成为文本的附庸。中国的刑事司法适用只有将法官的个人因素与公众情感纳入考量范围,通过合理的路径,才能实现刑法解释的真正合理化。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和特征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众说纷纭,主要有最高司法机关说、司法机关说、法院说、法官说和折衷说等观点。从实然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应采最高司法机关说;从应然的角度看,则宜采法官说。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解释主体的法定性、解释对象的特定性、解释形式的规范性、解释内容的司法性和解释效力的普适性等特征。     

刑法解释的困境

刑法解释的困境是刑法解释方法选择困难、刑法解释限度的模糊、刑法解释应该追求形式合理性还是实质合理性等问题令人难以抉择。法官是刑法解释的主体，法官素质高低决定刑法解释的质量。     

论刑事审判中法官对法律的阐释

提出法官在适用刑事法律裁判案件时有必要对刑法进行阐释,法官阐释刑法应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阐释刑法应当处理好刑法的社会保护和人权保护两种功能的关系,法官就裁判而对法律所作的阐释应当体现在裁判文书当中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 及其与刑法司法解释方法的相互促进

在刑法司法解释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解释立场,充分发挥社会学解释资料对刑法解释方法的完善作用;同时,科学适用各种解释方法,做到解释立场和解释方法相互促进,从而切实保证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办件得以高质量地完成。     

刑法司法解释中的类推解释研究

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演变,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已不再被禁止,但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刑法学界却持一致的否定态度。不过不容否认的是,我国颁布的相当一部分刑法司法解释中却着实存在着类推解释现象。同修改刑法和法官造法相比,刑法司法解释中的类推解释在填补法律漏洞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笔者认为应当正视类推解释在刑事司法解释中的客观存在及其积极作用,承认其合法地位,并完善其监督机制。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在刑法有权解释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刑法立法解释是刑事政策得以表达和实现的工具;如何表达刑事政策,如何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规定的关系,则是刑法立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所必须予以考虑的关键问题。刑法司法解释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看主要包括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和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在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中,刑事政策的贯彻是自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最高司法机关本身就是制定刑事政策的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行使机关,它必然要通过各种司法手段来体现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中,法官解释法律往往自发地与刑事政策相适应。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解释论纲

伴随着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刑法解释进路的选择应当做相应的调整,在纷繁复杂的风险社会中应当正视并重视刑法解释中的实质化趋向,确立法官个案解释,寻求社会当下问题的妥当解决。但具体刑法解释方法的合理运用仍非常重要,正义目的只有在方法的明证中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     

试论刑法中之类推与扩张解释

刑法巾之类推与扩张解释的关系问题,是刑法理论上尚待解决的难题之一。各国刑法学者常常因之争论不休。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认识也不尽一致,分歧很大。对同一事项,有的认为可直接用扩张解释方法解决;有的则认为必须适用类推;甚至最高人民法院过去曾核准过适用类推的,后来又依扩张解释直接定罪判刑。上述执法混乱现象的出现,原因固然是多     

刑法规范适用中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目的解释的展开

刑法规范在适用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刑法文义的多重性、文义解释的瑕疵以及法律漏洞等现实问题,文义解释并不总能合理地解决疑难案件。刑法规范的具体应用是裁判者基于各种利益而进行的目的性建构,解释活动并非不折不扣地完全地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严格解释。刑法解释是一种目的性的论证,裁判者对规范的理解是实质性的知识建构,以此来弥补刑法规范适用中的困境。在裁判者建构刑法规范的过程中,目的解释是实质判断常用的基本方法。     

我国死缓适用现状的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对死缓适用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抽象性，理论界的争论很大，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也不强，导致实践中很大程度上落入了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本文通过对58个死缓判决书的分析，发现了我国死缓适用现状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民法适用解释中政策导引之价值维度——兼评齐恩平教授《民法适用解释的政策性检视》

民事政策是法官在民事案件中进行利益衡量的重要参考依据,民法适用解释中的政策介入有利于提升法律的动态性,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政策介入民法适用解释可以实现法律思想和法官造法,能够规范公权力机关为公共目的而实施的私法行为;政策在民法适用解释中发挥作用必须受到实体和程序规则的双重规制。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机制结构性障碍论析

研究刑法司法解释的机制就是着力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过程作动态性的考察,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机制的结构性障碍主要表现为：解释机制的指导理念失当即对政策与法律的本质差别存在错误认识;对解释机制存在的必要性认识不清,表现为立法权与司法权没有各司其职;解释机制发生的场合偏离即司法解释与具体法律适用脱节;对解释机制缺少应有的制约表现为司法解释的无序化和非规范化。     

论犯罪构成的解释机能

犯罪构成是定罪的具体标准，从司法的角度看，我国刑法规定的个罪具体的犯罪构成本身就具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的功能。定罪司法解释的作用在于将定罪的过程具体化，引导法官将具体行为定格在刑法条文所设立的模型之中。犯罪构成的解释机能决定了定罪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以原罪的具体的才已罪构成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