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诗人与中国诗歌近代化

南社诗人是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一支生力军，其创作贯穿于“新学诗” 、“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等诗歌近代化阶段，尤以“歌体诗”的探索 成绩突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苏曼殊、于右任等人的诗体变革和译诗实践，从主题意蕴、艺术趣味、语言韵律、体式章法诸方面大胆创新，为中国诗歌从古典形 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近代化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中国诗歌用韵沿革看新诗的发展趋势

最讲究音乐性的文学,莫过于诗歌。诗和歌从产生时起关系就十分密切,所以总是合在一起称为诗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作为文学体裁的一大类别,它对语言的要求可以说是最高的。因为其它文学作品的语言在根本上和一般的口语是一样的,而诗歌的语言同口语却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在于:从来的诗歌都是可歌可诵的。诗歌之所以普遍地可歌可诵,是因为它具有音乐性。这种音乐性,除了节奏,主要表现在韵上。韵,本指“和谐的声音”,后来人们借“韵”字来说明语音现象,韵就成了汉语语音学的专门术     

论朱英诞诗歌之谐

“谐”是中国传统文学中重要的审美范畴，亦是朱英诞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朱英诞诗歌之谐主要体现在诗歌风格、思想旨趣、艺术表现三方面。基于朱英诞的谐诗观念与诗学实践，可将其诗歌之谐划分为“悲谐”“喜谐”“智谐”三种风格：“喜剧的诙谐”以天真愉悦人，“悲剧的诙谐”以豁达感动人，“智性的诙谐”以思理启发人。与三种诗风相映衬，朱诗之谐主要指向赤子的真淳童趣，隐者的闲散逸趣，智者的玄思理趣三种思想旨趣；在艺术表现上，朱诗以独特的诗思方式，谐味的诗歌语言以及智性诙谐的对话，给人带来一种会心会意的灵性之笑。     

浅谈汉诗英译中的意象及再现

诗歌是一种精炼而感人的文学形式,十分讲求形象思维,长于用简洁的语言和新颖生动的形象来描摹景物,抒发感情。在诗歌的创作和鉴赏中,意象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意象(imase)是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筛选,再融入诗人的思想感情,用语言媒介表现出来的形象,是主观的意(情感)和客观的象(景物)的有机结合。诗的解读,是从意象开始的。一首诗的意象往往可以分为两种,即广义的意象和狭义的意象。广义的意象是指整首诗烘托出的总意象,狭义的意象则指诗中的个别语词意象,而这些个别语词意象多是为总意象服务的。 诗人的情思,要通过意象的选取和组合才能实现。古代诗人王昌龄《诗格中说》的“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是说意象是一种主客观结合的产物。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古诗之妙,专求意象”,强调意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大诗人,在创造鲜明新颖的艺术形象上,无不精心推敲,孜孜以求,以期达到“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境界。在西方,意象派主帅,诗人庞德说:“意象是在一瞬间呈现出理智和感情的复合体的东西”,他强调:“一个人与其写万卷书,还不如一生只呈现一种意象”。克罗齐也认为“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开意象,或是意象离开情趣,都不能成立。”可见,“意象”     

艾青的诗学理想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与启示

(一)艾青诗学理想的主要内容:诗美是诗真、诗善的“外衣”,三者密不可分;诗美是诗人情感的闪灼与进射。诗歌作为一种抒情文学,感情的真实是最主要的功能;诗美是一种完成的艺术。任何艺术美都必须是完成的艺术。(二)艾青的诗学理想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及对当代诗坛的启示:它让中国新诗摆脱了格律的束缚和形式的单调,脱离了语言的陈腐、生涩和人工的雕琢,走向了口语化的道路,赋予诗以新的气息和内容,这正是我们当代诗坛应提倡和借鉴的,这样,当代诗歌才能改变被读者漠视的现象,才能走向民族的、大众的道路。     

畲族民歌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探微

畲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畲族人以歌咏物,以歌叙事,以歌传智,以歌为媒,喜庆节日以歌相贺,伤心时以歌当哭,非常具有中国民间特色。从畲族民歌的题材、体裁、演唱特点、语言特色、咬字特点等方面阐述畲族民歌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诗情的回忆——《朝花夕拾》艺术琐谈

“诗言志”、“歌缘情”.诗情,是文艺作品,特别是诗歌和散文艺术生命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诗情,就很难产生艺术感染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没有热情,就不可能有任何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60页)鲁迅也说过:“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12页)散文是一种富于抒情性的文体,它和诗歌一样,应该抒发“作者心灵的歌声.”应该抒情,也便于抒情,是散文在艺术上的长     

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诗经》亲情诗的文化蕴含与文学母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人伦亲情的国度,亲情诗在中国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自然也是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三百"中有关人伦亲情的篇目和诗句随处可见.<诗经>以形象而质朴的语言写出了上古时代的浓浓亲情,体现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睦的人伦理想.自<诗经>以来,亲情诗不绝如缕,蔚为大观,凝结其中的丰富深厚美好淳真的亲情,构成中国文学、中华文化的华彩乐章.     

彝族古代文论的作者及特点

彝族用彝文写作的文论作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出自于一个社会阶层--毕摩.彝族古代文论体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1)以诗论诗,用诗歌的形式来阐述文学的观点;(2)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和经验性;(3)文学(包括文论)与历史、经书长期浑为一体,没有分离出来;(4)把民间文学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范围;(5)彝族古代文论家前后的理论观点一脉相承,长时期中变化不大,具有超强的稳定性.     

徐志摩的剑桥诗歌研究

徐志摩在剑桥大学创作了他的第一批诗歌,他还以剑桥自然物景为题材创作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再别康桥》。他的剑桥诗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影响,歌唱诗人的创造、爱欲,抒发政治理想;写剑桥自然美景的诗有田园牧歌风,表达了对剑桥的热爱和依依不舍之情。《再别康桥》之美,在于它精炼、提纯、节制的功夫,以及异国情调与古典意境的完美统一。徐志摩为了刻意追求古典意境,甚至不惜在意象的选用上作伪。剑桥把徐志摩培养成一位杰出的诗人,也让他写了自己最好的诗。     

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李白作为有唐一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生创作了近千首诗歌。其"浪漫"的特质除了整体作品风格的飘逸之外,还与其大量写作女性诗歌有关。李白900多首诗中,就有100多首诗涉及到女性形象。他诗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历史题材意象;一是现实题材意象。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论苏轼黄州前后词风的变化

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被贬黄州的苏轼惮于做诗为祸,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他视为"小词无碍"的创作中,致使其创作发生了由诗而词的重大变化.但因为那场文字狱给苏轼太深的精神创伤,即使是"小词"的创作,也明显地表现出苏轼词学风格由前期的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凉的重要转换.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中国古诗英译模糊美的传达——从《锦瑟》的英译谈起

中国古诗语言比较模糊,往往意在言外。译诗难,而模糊美的传达问题让汉诗英译尤其难。本文通过对比李商隐名诗《锦瑟》的三个英译本,分析了在汉诗英译中,如何用科学精确的英文来传达中诗的模糊美,再次证明译家在汉诗英译中应把握住原诗的意境和情趣,在翻译时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并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与再创作的关系。     

从“致意性”看赠、送、和、答类诗歌的实用性——以六朝唐代诗歌为例

中国古代的赠、和、答、送类诗歌表现出来的却是浓浓的"致意性".这"致意性"由这类诗题表现的创作主体与特定接受对象的目的关系和诗歌的具体内容而构成.它作用于接受对象的行为,即通过向特定接受对象表示某种意愿而作用于特殊的接受对象,如让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使特定接受对象认识到应该怎样,不能怎样,或使特定接受对象产生某种情态.因而,这类诗歌的创作,原本不是为着"文学",而是为着沟通人际关系,往往带有浓厚的"理念"色彩,"致意性"实为它实用本质的表现.     

汉语古诗词中的话语轮换及其翻译

中国古诗词由于体裁的限制，人物对话往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跳跃性，读者在阅读汉语古诗词时必须弄清作品涉及到的话语角色，识别并补充沉默话轮，这对还原文学作品中人物会话的整个结构，充分理解言简意丰的汉语古诗词致关重要。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的表达偏重意合，这种表达方式导致汉语古诗词中的不少会话角色关系呈隐性，读者需通过上下文逻辑推断，才能理清话语角色、会话相邻对、话轮沉默等。在把汉语古诗词翻译成偏重形合的英语时，一般要酌情增加表明会话角色关系、会话相邻对的词语，甚至补充沉默的话轮，并采用直接引语形式，使译文话轮结构清晰，会话关系呈显性。     

稗人犹自叹民瘼--从方回的为人和作诗谈起

方回是一个大节有损小节有亏的人物,然而他却创作出了很多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诗品人品两相违的状况不仅仅出现在方回身上,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分析这样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关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阈,其“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写作构想的“言文合一”,绝不仅是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叛离;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文”写作“方案”,作为胡适“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其美学旨趣也首先不在诗歌艺术形式本身,而在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另一方面,就“白话”所确立的汉语诗歌新的话语方式而言,它的“能指”空间极为丰富,艺术内部诸多价值形态也是其构成的重要内容。这两方面均为后来各历史时期的汉语诗歌走向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探讨的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