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柳宗元的“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

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张栻“儒佛之辨”刍议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思想背景下,张栻(南轩)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斥的态度。出于纠正当时社会上一些儒者受佛教"空虚"思想所"惑",或"偏离"儒家正学,或名为"辟佛"却流于"诐淫邪道之域",而"自陷于异端之中而不自知"的状况,张栻从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偏向和思想弱点。     

试析胡寅排佛思想中的政治理念

宋朝佛教的兴盛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和王朝的政治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反对佛教的呼声连绵不绝,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胡寅通过专门的辟佛著作和史学评论详细地阐述了排佛的主张.而在其排佛之论中,又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借排佛述政论,含政论于排佛,这可以说是胡寅阐释自己政治理念的独特方式.     

《野叟曝言》辟佛斥道思想论

在儒、释、道互融互补的演进历程中,历代文人既秉持儒学传统,又纷纷兼习释、道,形成了“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大批恪守儒学正统的文士,则视佛、道为异端,极力排诋,创作出大量辟佛斥道的作品。清夏敬渠的长篇小说《野叟曝言》是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部文学作品。本文分析了夏氏辟佛斥道思想的鲜明特征,阐述其存在的局限性,以及作品在文学表现上的特点。     

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它给儒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观念。儒家道统与心性传统的重新树立,成为当时儒家兴起的重要成就与标志,同时,儒家还开始了从传统儒家资源寻找自身发展动力的成功尝试。这些说明,儒学在唐代的兴起,对佛教与道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北宋庆历名僧援儒入佛新内涵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初以来。伴随儒学复兴的稳步推进,反佛思潮愈演愈烈。庆历前后达到高峰。为遏制反佛思潮,释智圆、契嵩等方外人士不同程度地援儒入佛。阐其“儒佛互补”“言异理贯”“儒释一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我国思想史上地位重要,不仅为佛教发展赢得空间,加快其中国化进程．且对当时的学术思潮、以“和谐”“融合”为特征的民族深层心理的形成。及以三教合一为特征的理学之产生,都影响甚巨。     

韩愈辟佛的三种形态

韩愈辟佛有破有立,其有三种形态:一是根据交游僧侣品行才华的优劣,分别展开攻击与诱归还俗;二是在物质层面警告佞佛的后果极为严重,侵伐民力将导致亡国灭身;三是在理论上破释立儒,在夷夏之辨的基础上,认为儒家之道是保持人类社会繁衍发展之大道,而释氏之清净寂灭反可引诱人群之灭绝,并发明《大学》,重建道统.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张载的佛教观及其启示

从对佛教的认知层面考察张载的佛教观 ,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排斥的。其批判、排斥涉及本体论、心性论、因果论及讲道方式等。在本体论层面 ,张载由“气”的运行状态、“空”的存在形式多样性、“空”的有用性和人生实在性等方面证明“空”的“实有性” ,以否定佛教“万物为幻”之说 ,并由“气化论”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在心性论层面 ,张载批判佛教心性论为“知觉为性”、“灭人本性”、“去人伦之性”、“妄言天性”。这种批判显示出张载复兴儒家实学的宏伟志愿和坚定的道统意识 ,但也反映出他对佛教的偏执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对佛教的误读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北周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历程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不久对宗教政策进行了微调,从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灭佛期间,佛教弘法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佛教徒以不同方式延续自己的信仰。这些弘法活动为佛教复兴储备了大量人才。周武帝死后,佛法复兴一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周宣帝对武帝灭佛政策多有回护,佛法之复兴进展也就非常缓慢。直到宣帝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佛法复兴才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周武灭佛之后,佛教复兴所经历的灭佛期、缓冲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弘明集》中儒佛关于孝和礼的争论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初传入中国的佛教受到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学和道教的抨击。《弘明集》是最早记录儒佛道三家关系的文献,内含大量儒道诘难佛教以及佛教辩驳的文章,呈现了三教当时的基本情况。儒家对佛教的抨击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方面,尤其是在"孝"和"礼"两点上。     

王阳明思想世界中的佛教

王阳明心学向来被认为具有鲜明的佛禅特色.不过,从"道体"的判断、"著相"的理解、"出家"的评论、"心性"的分析、"儒佛"的定位以及"排佛"策略的提出等角度考察,可见王阳明对佛教诸多教义的理解是失之片面的,王阳明对儒、佛关系的安排是"儒体佛用"的,王阳明应对佛教的策略是抑制、排斥的,而完成这些观念活动的根本依据是儒家的基本观念、基本价值.这一判断将有助于我们对王阳明心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进行更完整的理解.     

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与文化演进——以中国历史上的儒佛会通为例

作为两种异质文化,儒佛在道德伦理、人生虚实和因果报应等方面存在着冲突,在长期的论争中,双方不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佛教在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后,逐渐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儒学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吸纳,构建了儒学的本体论,为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等差"的伦理政治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据.两者的成功结合,启示我们一方面不同文化思潮之间冲突与融合,可以促进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发展.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略论唐宋间的排佛道思潮

唐宋间屋兴的排佛道思潮，是围绕当时重振儒学和更新儒学的主题而展开的。排佛道思潮三阶段在理论上各有得失，“肯定世界”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理学家确立起儒家的宇宙本体论是其战胜佛道学说的理论标志。理学家“出入佛老”不能视为其丧失儒学基本精神方向的根据。佛老思想对理学家的影响仅限于境界和表述方式层面，并不影响其“入世”的价值取向。宇宙本体论虽不是理学的核心内容，但却是其理论赖以出发的基点。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