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约束下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建立我国29个省份1995—2010年的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而中西部地区则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减排有明显作用。因此,各地区应该因地制宜选择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积极推进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和碳排放指标的分解。     

中国经济和能源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是影响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政策因素.从一次能源人均碳排放量和终端碳排放强度也即单位GDP终端碳排放强度两个视角分析中国碳排放强度,采用Divisia指数分解模型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因素和能源政策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作用和贡献率是不同的.从人均碳排放而言,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提高,1980-2012年人均碳排放量提高了309％,增加了4.7t CO2,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均碳排放增加,贡献率为215.7％,而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降低人均碳排放的作用,贡献率为-113％.从终端碳排放强度分析,1996-2012年,碳排放强度降低了52％,其中能源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贡献率为106％,其次是能源结构的改变,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提高了碳排放强度.     

辽宁省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基于LMDI分解法的实证

文章基于1995～2007年辽宁省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计算了辽宁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并采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分解法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经济规模的扩大是辽宁碳排放增加的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的重型化也起到了一定的增排作用;能源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增长,而能源替代效应对碳排放抑制作用不明显。因此,要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绿色创新与旅游业碳减排研究

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绿色创新是旅游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实现路径和重要推动力,剖析并识别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果和作用机制,对于我国推进旅游业绿色转型发展、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选择2012—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旅游绿色创新与旅游业碳排放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与旅游绿色创新的中介传导路径,以及环境规制在旅游绿色创新发挥传导作用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绿色创新能显著降低旅游业碳排放,绿色创新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产业结构变迁在延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衡量一个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重要维度。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视角分析延边产业结构变迁对延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延边产业结构不合理,偏离均衡的现象严重,产业结构高级化面临瓶颈。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对延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稳定关系得到确认,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确认。     

东北地区碳排放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95—2012年数据分析

近年来,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由于高耗能的重工业比重较大,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碳排放量也在逐年增加,成为全国碳排放的重灾区。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该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采用协整分析,基于东北地区1995—2012年碳排放强度和产业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东北地区碳排放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东北地区碳排放与产业结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第二产业发展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东北地区应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绿色农业;开发利用低碳技术,实现设备低碳升级;提高新型能源替代率,改变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耗格局。     

内外资对江苏碳排放强度影响的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比较分析 FDI 和内资在江苏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并利用 STIRPAT 模型,引入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构建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FDI、产业结构、内资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显著。江苏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是积极有效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大国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990—2010中国和美国的比较分析

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对两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并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测度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中美两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具有相似性,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极强的相似性.相似性表现在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和周期波动上,也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演变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上.针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表明,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并不稳定.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西北地区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

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对实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该文基于西北五省统计年鉴数据,测算了1992—2011年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的碳排放量,并从近似关系和脱钩关系两个角度刻画了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92—2011年,西北地区碳排放总量及煤炭、石油、天然气引起的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煤炭消费;西北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的变动趋势近似,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近似;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指数类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指数类型表现基本上一致,且在大部分年份指向弱脱钩状态,未来一定时期内弱脱钩发展趋势可能仍将持续。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基于SUR和TVPSS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文章利用中国1998—2017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从金融结构规模、效率及深化的角度分析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建立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描绘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动态冲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规模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效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深化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规模、金融结构效率及金融结构深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冲击均呈现出时变特征;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滞后于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冲击波幅呈现出前期波动大、后期较为平缓的状态,部分金融结构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冲击呈现出"长尾"现象.当前的中国金融结构已经不适合当前的产业结构,需调整金融结构,以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高级化水平.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动态调整：基于ECM模型的再考察

在定量测算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6年我国30个地区数据,运用面板协整、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考察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动态异质性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的短期波动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短期波动会产生显著影响,且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一定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2）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平均水平为0.08,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平均水平为0.174,环境规制的增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总体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但呈现区域异质性、长短期异质性特征。     

政府低碳财政政策的选择与优化研究——基于LMDI分析并以广东省为例

通过对广东省1995-2011年碳排放量进行LMDI分解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是引起广东省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降低有效抑制了广东省碳排放增加,产业结构变动的碳排放效应较小。因此政府应该把低碳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碳减排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低碳技术创新的力度,完善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财政政策,强化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扶持,促进广东省绿色低碳发展。     

基于碳减排的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利用分位数回归法,从碳减排角度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在不同碳排放水平下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降低效应,对中等碳排放水平地区(0.3至0.7分位数之间)的降低效应最大;产业间要素配置优化的效果越好,产业结构内高级化程度越高,对降低碳排放的作用越大,并且前者作用明显强于后者.同时,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水平不同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能源价格、环境政策、人口规模、外商投资水平、地理区位等因素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政府有必要根据碳排放水平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     

洞庭湖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支持政策分析

洞庭湖区存在着产业结构整体层次低与结构同构的现象。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提高湖区的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促使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演进及其协调发展。政府可以通过运用合理的财政政策对某些产业的经济活动给予适当支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目标,促进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223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抓手。利用2016—2020年中国22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减排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能源环境效率和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等渠道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加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在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进程中存在双重门槛,只有在数字经济发展超过特定门槛值时,碳减排效应才会显著,且其效应呈现出递减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非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但对降低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应积极抓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发展机遇,夯实数字经济基础底座,实现城市碳减排。     

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科技金融已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科技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科技金融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两条路径；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受制于制度环境，呈现边际递增与倒“U型”门槛效应。鉴于此，亟待进一步提高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实施差异化科技金融发展策略，构建高质量的制度环境。     

基于低碳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实证研究

原有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在低碳经济转型的目标下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据此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并从产业结构生态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3个方面重构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01—2011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历史演变以及2011年全国30个省市(除西藏)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实证结果表明: (1)“十一五”前期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优于“十五”期间,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断下滑,但下滑速度趋缓;(2)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从地域上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整体特征;(3)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山西、四川等部分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匹配;(4)各省域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三个方面呈现显著的差异,各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据此,各级政府需要有效协调产业结构生态化、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关系,才能最终实现低碳经济目标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并最终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疆能源强度变动的结构与效率因素贡献——基于Laspeyres指数及其分解模型

运用Laspeyres指数及其分解模型对1993—2013年新疆能源强度进行分解,并对各产业结构与效率因素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影响新疆能源强度变动的主要因素是各产业内部能源效率的变动,其中第二产业能源效率的提高对整体能耗下降起着重要作用;结构因素贡献率较小,甚至出现反向作用,其中第二产业结构因素对能源强度影响波动较大,多数年份起到阻碍作用,而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能源强度下降;与全国相比,新疆结构节能水平较低,调整新疆产业结构,挖掘节能潜力迫在眉睫。该文从挖掘技术性节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行能源多元化战略三个方面提出降低新疆能源强度,促进节能减排的对策建议。     

产业结构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我国劳动份额长期在低位徘徊,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视角深入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引入全要素生产率调整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两者的协同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使用26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北京市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

利用北京市2002-2012年的统计数据,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北京市农村和城市低、中、高3个收入居民群组的消费间接碳排放量,利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北京市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2-2012年,城乡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总量从2002年的3 131.81万吨增加至2012年的3 857.67万吨,年均增长率为2.11%。分收入群组看,农村低、中、高3个收入群组的居民间接碳排放随着收入上升而下降,城市低、中、高3个收入群组的居民间接碳排放随着收入上升而上升。SDA结果显示,2002-2012年,平均消费水平变动是城乡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碳排放强度变动则是主要抑制因素,消费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动则影响有限。因此,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减排建议:进一步降低产业部门碳排放强度和优化产业结构;严控人口规模,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优化消费结构,鼓励低碳消费、绿色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