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理与路径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既是党和国家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指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融合创新,推进实体经济业务逻辑重构、组织形态变革、价值模式创新的过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以形成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双循环”发展框架,沿着“新型实体企业—数字生态—新型实体经济”的演化路径,在微观层面培育新型实体企业,在中观层面形成和完善数字生态,在宏观层面推动新型实体经济蓬勃发展,并经历“技术渗透—协同发展—深度融合—融活创新”四个阶段。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政府应夯实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支持研发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加大力度支持数字平台及其生态创新发展,探索建立融合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数字经济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利于巩固内循环的问题,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推动实体经济进行全方位变革突破,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     

数字经济与中国未来经济新动能培育

数据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中的新型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包括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部分,具有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基本特征。通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培育经济新动能的理论逻辑,对数字经济的衡量与测算进行总结归纳;基于现有研究提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进一步提出以发展数字经济培育经济新动能的路径。研究结论: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加快数字产业的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经济培育经济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一代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路径

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人工智能能够实现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能城市、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智能+"发展,全面提高经济的增长效率,优化经济结构,变革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催生新经济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为实体经济的全面振兴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变革机遇。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对改造传统产业、带动新兴产业、催生新商业模式以及增强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协同有重要带动效应,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持。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中要推进两者融合的战略规划,构建深度融合的支持体系。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全球都在争先进行战略部署。以两者的深度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在于: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转型,构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础设施。培育产业发展的环境,支持人工智能在工业大数据等重点领域的应用。完善资本市场支撑环境,优化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金融支持。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价值链重构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理研究

价值链重构是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首要任务,而价值链重构是基于价值重构的。为此,可以通过价值逻辑共生化、价值标准个性化、价值主体多元化、价值组织平台化、价值流向逆向化和价值核心创新化来实现价值系统的重构,从而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基本还处于单项覆盖阶段,两化融合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水平不高,制造业新模式与新业态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原材料、装备和消费品制造业基本还没有启动。未来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中应该注重转变价值创造逻辑、创新顾客价值标准、协同价值创造主体。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一体化融合研究——基于公司兼并重组的视阈

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同时又对实体经济具有反作用.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推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一体化融合,使之健康协调发展,对于实体经济做大做强、虚拟经济做优做好具有重要意义.在阐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企业兼并与整合,探析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一体化融合,并提出了优化我国虚拟经济促进企业兼并与整合的对策.     

价值链重构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理研究

价值链重构是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首要任务，而价值链重构是基于价值重构的。为此，可以通过价值逻辑共生化、价值标准个性化、价值主体多元化、价值组织平台化、价值流向逆向化和价值核心创新化来实现价值系统的重构，从而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基本还处于单项覆盖阶段，两化融合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水平不高，制造业新模式与新业态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原材料、装备和消费品制造业基本还没有启动。未来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中应该注重转变价值创造逻辑、创新顾客价值标准、协同价值创造主体。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迅速，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持续上升，数字经济加大对三次产业的渗透且呈现逆向渗透模式，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制造业新业务、新模式层出不穷等.从未来发展看，数字经济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且加快普及，数字经济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将更加紧密，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撑体系更加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数字新基建的投资和营运模式不断创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更加深度融合，数字化治理朝着惠民便民、高效协同的方向发展等，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联动发展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联动发展战略是实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进步,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二者之间紧密联系、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二者联动发展有助于合力推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共同促进双方民心相通、合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本文以增长极理论、产业转移理论等经济学理论为支撑,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联动发展路径选择,主要包括;创新双方经贸合作模式,培育新的区域"亚核心";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民族地区县域间的政策沟通;坚持开放合作、包容共赢、绿色创新的发展理念;坚持特色发展、差异化竞争。据此实现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联动发展。     

近代桂东北地区圩市发展与民族经济融合

文章探寻了近代历史上桂东北地区圩市发展对民族经济融合的影响。作者指出 ,近代桂东北圩市的发展为汉瑶壮等族人民提供了经济交往和融合的固定场所 ,并通过器物和行为、思想两个层面加强了民族经济融合。文章还根据这些历史实际和当前现状 ,对今天桂东北圩市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影响效应

平台经济的出现使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依托于社区化、模块化生产的无边界性的虚拟集聚,产业分工也呈现出与工业经济完全迥异的模式。基于此,使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推演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内在机理,以及数字经济通过放大区域比较优势影响专业化分工进而赋能产业共聚的作用机制。以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产业共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产业共聚,专业化分工是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主要传导途径;(2)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于产业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且数字经济对二三产业的空间共聚促进作用更强,更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研究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共聚的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思路。     

新时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财税法思考

面临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民族地区内部也呈现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财税政策如何调整,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在对建国后民族地区财税政策进行梳理与评价后,提出现阶段要创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     

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地方财政可持续是我国应对相互交织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社会经济问题的财政基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改变了财政收入组织方式、财政支出使用效率及财政治理效能,为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首先构建了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区域差异,接着基于“本地-邻地”视角,考察了数字经济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本地的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邻地的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有负向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和“洼地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财政效应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存在基于创业活跃度和财政透明度的门槛效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文化 -经济一体化”是文化和经济内在联系、相互作用 ,融合成整体关联、一体化发展的格局 ,我国现代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运行虽然具有十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 ,但也有各种现实的制约因素。要根据文化 -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规律 ,制定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 -经济一体化运行的政策和制度     

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明清中国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商品贸易交流日益增多,社会经济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给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但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有益互动,势必受到明清社会自然经济大环境的干扰,进而影响了各民族社会的正常发展和变迁。     

贵州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论略

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是社会稳定进步的内在要求 ,追求单一、片面的发展模式势必会引起社会的失控和剧烈震动。没有经济的发展 ,文化发展就会失去基础 ;没有文化的发展 ,经济发展就会失去支撑。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者不可分割 ,更不可偏废     

虚拟经济、实物经济与金融危机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 ,其总体规模已超过实物经济。实物经济的发展、运行效率的提高均与虚拟经济的扩张发展密切相关 ,但当虚拟经济完全脱离实物经济极度膨胀时 ,就会形成经济泡沫 ,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因此 ,及时研究虚拟经济的内涵及与实物经济、金融危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城市化与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城市化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城市化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城市化是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稳定增长的前提,又是民族地区城市空间扩散与集聚效应作用产生的保证。     

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最优比例

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同时,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准确把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对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最优比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首先在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界定的基础上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实现。然后运用一个简单模型测算我国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最优比例。     

云南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市场经济发展贯穿固有经济规律 ,具有共同惯例、法规 ,但因社会制度、国情、区情和民族文化带来的差异 ,又决定了其特殊性 ,从而决定了应采取的特殊政策及措施 ,实现民族经济的跨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