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白银购买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美国从１９３４年起实行白银政策,通过购银提高了国际银价。中国国民政府币制混乱已久,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强烈影响,银价下跌,大量外流,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与美国谈判后迫使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而美国 认为中国的新币制不与美元相联不能使它获取最大利益。遂实行放弃向世界购银的政策。使中国的币制改革再一次陷入困境,又一次迫使中国答应法币与美元挂钩,并扩大白银用途换取了１９３６年白银协定,使得币制改革得以进行。     

论西方大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反响及其成因

西方主要大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围绕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币制改革问题上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而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币制改革政策经历了由“不介入”的消极态度到转变为“变相”支持的积极态度;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币制改革表现出积极的介入和强有力的支持态度;日本对中国的币制改革则充满了抵制和破坏的行动。其实质是反映了英美等大国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矛盾的日益表面化和尖锐化,也反映了中国国民政府企图借助西方外力使中国经济向着现代化进程迈进,以稳定国民政府对全国统治的愿望。     

论美国对中国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态度

国民党政府1935年实施的币制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美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币制改革的进程和结果.在酝酿阶段,因为白银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等原因,美国采取"不介入"的立场,延缓中国的币制改革;在币改方案宣布后,为操纵世界金融,美国逐渐由"不介入"转为"变相"支持态度,以购买白银等方式,向中国提供用来稳定法币汇价的外汇储蓄,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的金融复兴也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美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态度及其影响

美国对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的态度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变化过程。在酝酿阶段,因为白银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等原因,美国屡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修改白银政策、援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要求,采取了“不介入”的立场,延缓中国的币制改革。在币改方案宣布后,为了操纵世界金融,美国逐渐由“不介入”态度转变为变相支持态度,以购买白银等方式,向中国提供用来稳定法币汇价的外汇储蓄,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的金融复兴也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从对币制的干预和破坏看近代美国对中国的金融侵略与掠夺

币制的设计和改革本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问题，但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货币主权却受到了西方列强的践踏。自20世纪初，美国就通过对中国币制的干预和破坏，将中国货币变成美国货币的附庸，从而对中国的货币金融进行侵略和掠夺，给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毛泽民在新疆进行的币制改革

毛泽民同志在新疆期间,针对新疆当时币制十分混乱、换算麻烦,经济往来不方便、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上涨等问题,通过整顿财政、改组银行并实行币制改革,主持民国时期新疆历史上的第一次币制改革。对稳定金融财政、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建设新疆,巩固抗战大后方,意义重大。     

论国民党政府1935年的币制改革

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政策。过去,有关的书籍、文章对此均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形成的标志,它引起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下面试就国民党政府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的原因、实施办法及其作用作一些简单约论述,来谈谈笔者的认识。     

20世纪30年代中国币制改革与美、英、日三国的态度

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推出的白银政策给中国的金融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进行了艰苦的挽救工作,而在各种办法均遭失败后,又被迫冒着巨大风险作出了币制改革的决定,以求力挽狂澜。一直对中国有着重大影响的美、英、日三国针对中国的危机所持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成败。     

法币改革与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演变

美国颁行的"购银法案"引起国际银价大幅波动上涨,中国深受其害.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多方寻求摆脱危机的方式,最终走上了币制改革的艰难之路.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美国从危机的制造者转变为支持币制改革的经济伙伴.出现这种巨大的变化,符合上世纪3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环境,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也是它在远东地区利益的重要体现.     

王莽究竟几改币制

币制改革是王莽改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导致改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然关于王莽改革币制的次数问题,历来的著述所载颇有抵梧。或说“王莽凡改币制五次”,或说“王莽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或笼统地说“王莽还屡次改变币制”。王莽究竟几次改革币制?据《汉书》载: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至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西汉政府发行的货币均为五铢钱。     

战时美国经济援华与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

抗战时期关国对华经济援助是美国援华体系的重要环节,它在援助力度与援助性质上随着远东战局的发展和美日矛盾的激化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正与美国对华政策日趋积极和国民政府的外交重点转向美国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表明战时中关“特殊关系”已在事实上建立起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谢伟思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

谢伟思作为美国职业外交官,著名的“中国通”,由于他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和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亲密接触,使他对中共的成长历程、国共关系及中共对美苏的态度等问题都有了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得到民众衷心拥护和支持的中共必将取代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所以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正视现实的对华政策,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和冷战兴起,美国政府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终不仅导致了它与中共关系恶化,而且使谢伟思等人因延安经历而背负“反叛”罪名,遭受迫害。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处于长期对立的重要历史原因。     

主体的眼睛:美国戏剧的中国形象谱系

自18世纪中期以来就出现在美国舞台上的中国形象是多面、驳杂的,但从总体上看,一直徘徊在低劣和美好的两极之间。美国戏剧中的中国形象都在不同的尺度上强调其"真实",但它们与现实的中国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只是美国文化对于他者的想象和表述。美国戏剧通过表述、展示有关中国形象的种种"奇观"并凸显与美国的差异,履行了对美国文化主体的自身认同功能,也暗示了西方对于中国的焦虑和欲望。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内在动力与外在因素

文章对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产生的内外因素进行了探讨.美国高等教育自身变革的动力与德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19世纪后期美国研究型大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我国要建设研究型大学,传播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要比直接借鉴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更为重要.     

民国时期留美医学教育的历史轨迹追寻

民国时期留美医学教育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说来,这一时期的留美医学教育历经北洋政府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直至抗战后臻于鼎盛,其中虽个别阶段有所回落但整体上渐趋壮大。在民国时期,留美医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与社会的整体运行、社会风气的开化、留学政策的演变和国内外医学教育的发展同步并行,紧密相关。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美国的对华政策存在着通过谈判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在美苏冷战的两极世界格局下 ,美国为了加强其在全球遏制苏联的力量 ,在中苏之间实施“楔子战略” ,决定改变对华政策 ,即由二战后的“介入政策”转为“脱身政策” ,脱身国民党政权 ,撒手台湾 ,承认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人认为苏联已开始在全球扩张共产主义 ,在目前情况下 ,中苏的分裂已失去现实基础 ,台湾也不能被中共控制 ,于是 ,美国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     

美国早期文化外交机制的构建:过程、动因及启示

反对“官方文化”(officialculture)的传统理想主义思想造成美国官方文化外交起步较晚;以反击德国法西斯对其后院拉美地区发动“文化攻势”为契机,美国政府逐步建构了官方或半官方机制、凸显其在对外文化活动中的主角地位;并藉冷战的现实需要,频繁变更文化外交机构。理想主义思想推动国会立法,以明确政府在文化外交活动中的适当角色以及保障相关项目的拨款。外交决策者现实利益的追逐和教育文化界理想愿望的祈求之间的较量使得机制建构过程复杂,但相对成熟。中国在完善现有的文化外交机制的过程中,可从美国早期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中国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进程与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国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包含程序性融入和规范性融入两个层次。1996年之前,美国因素虽然阻碍了中国对国际人权两公约的程序性融入,但却引发和推动了中国的规范性融入。1996年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因素从程序和规范两个方面都促进了中国融入的进程,推动中国签署了两公约。中国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因素也将长期发挥作用,但它只是非决定性的外部因素,中国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的根本动力是国内的改革开放。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合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