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论俞平伯红学观念的嬗变

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本世纪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他临终前给我们留下的遗言，明显意味着其晚年的红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变化。认真思考一下俞先生红学观念嬗变的轨迹，对于促进跨世纪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正式确立。从表面上看，胡适的考证似乎是在与索隐派的论争中展开的，其实质却是解决《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他主要通过对程高百二十回全壁本的分割解剖，径直得出“一个版本两个作者”的基本结论；又进而通…     

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斥江青“母党胜利了”的反动谬论

野心家江青窃得了“旗手”“功臣”之类称号,仍欲壑难填,竟大言不惭地在外国人面前自称“红学家”,为了假腥腥表示“谦虚”,又羞答答用“半个”加以限制。其实,无论“整个”也好,“半个”也好,“红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光荣称号。蔡元培等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爬罗剔抉,专门求索《红楼梦》隐去之本事,被称为“索隐派”或“旧红学”。这种研究方法,连胡适之流也讥之为“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胡适、俞平伯等则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对《红楼梦》进行繁琐考证,胡说什么《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情场忏悔”之作。对这种所谓“考证派”或“新红学”,毛主席早给了它一个盖棺定论,即     

重新评价胡适红学研究的历史贡献

<正> 今年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先生举行学术庆贺会。作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俞平伯和他的红学研究的贡献,已有若干同志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并在一些主要方面基本上澄清了一九五四年的“批俞运动”被混淆的问题。这是双百方针在红学界得到贯彻的重要标志,是令人鼓舞的。然而,作为“新红学”的另一位奠基人胡适,他的《红楼梦考证》等著作的历史贡献,却由于他后期政治思想的反动性,至今尚未得到实事求是的论定。虽然这几年陆续有一些同志在红学史专文或专著的有关章节中对这些问题有所论述,但不少     

《平心论高鹗》:林语堂对大陆红学家的反驳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中有不少文字是反驳大陆学者俞平伯、周汝昌等红学家的,可谓“挑战典范红学”,尤其是“攻高鹗主观派之批评”一节从多方面对俞平伯《红楼梦辨》的论点进行逐条反驳,以证成其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而非高鹗,高鹗只是依据曹氏残稿进行“整理补订”而非“续作”的观点,同时对周汝昌及其《红楼梦新证》做了批评大于肯定的评价.林语堂之反驳俞平伯、周汝昌,议论不够平允,词气不够谦和.作为一家之言,林语堂的红学观点瑕瑜互见,某些论点还可进一步商榷、辩论,但不害其在红学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红楼梦》的续书及佚稿研究概论

一、假作真时真亦假——为什么要研究续书和佚稿自从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产生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大致都承认如下事实:百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红楼梦》并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分为前后两截: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的原著,后四十回是别人的续书,而且前八十回也被续书作者作了许多修改。尽管也有人说前八十回也不是曹雪芹所作,而是所谓“石兄”旧稿;说一百二十回都出自同一个人手笔,但这些都是少数人的意见,并不能推翻“新红学”考证的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辨》——王国维、俞平伯评红雏议

在红学史上卓有成就的研究家中,王国维和俞平伯无疑是很重要的两位。尽管他们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甚至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乃至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是站在了时代的前列,给《红楼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勃勃生机,在红学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是具有程碑意义的红学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写于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后者写于1922年,1923年出版。前后相隔近二十年。但是     

可悲的历史倒转——评红学索隐派的“复活”

<正>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红学索隐派,在清末和民初曾盛极一时。经过胡适、俞平伯考证出作者及家世的大略情况,提出了“自叙传”说,又经过鲁迅发展了胡、俞的见解,进一步从文学的角度提出“写实”、“自叙”和“人情小说”,断定“作者盖知人性之深”,对《红楼梦》作了许多     

新红学--新国学

“红学”的严格定义是对中华文化文史在“小说”中的表现体现 之考索阐释，而不是一般性的文艺评论、赏析之类的“读后感”。准此，考证遂构成红学的 重要部分。1921年以来，学术界称胡适创立的考证学派为“新红学”。而该文提出：今后的 “新红学”应具有新时期的特色，应比文史考证的简单层次更为高层，主要聚焦于从中华大 文化的意义上来观照《红楼梦》。这样的红学，方能形成真正的“新红学”，而这种学术研究可以定位于“新国学”这一先进 、崇高的坐标之上。作者同时也举例指出：反对“考证”的声音一向很响亮，但考证能解决 重要疑难问题，有助于深刻理解曹雪芹的思想和创作的特色。是以考证这一中国学术传统的 特殊研究方式和手段，在“新红学”的未来发展中，将会占有不可轻视的地位。     

俞平伯先生晚年研究红学的主要观点

俞平伯先生晚年研究红学的主要观点徐家昌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主要观点俞平伯先生是我的亲娘舅。在我的幼年，向我传授的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唯美主义。俞先生从不坚持己见。在《读词偶得》上，他反对胡适对李煌“浪淘沙”中“独自莫凭栏”的解释。但三十年后，他在《唐宋词...     

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

<正> 几年前,在英国耶鲁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先生,出自“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的考虑,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以“曹学”为主的“考证的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①余先生这话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红学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引下,刚刚有了新的起步:定期的季刊《红楼梦学刊》(每辑约二十五万字,现已出至第十七辑)和不定期的丛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每辑约三十六、七     

精神现象:钗黛合一——红学笔记之一

“钗黛合一”的问题,是红学研究中了犹未了的一个老问题。“钗黛合一”的观念是俞平伯先生提出来的。50年代,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与方法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矛头所指之一就是“钗黛合一”的观念,认为抹煞了曹雪芹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调和钗、黛两种大是非严重对立的意识形态。其后,就是那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本文无意评价历史上那场批判运动的是是非     

“一滴”：曹雪芹妙用南京口语——《石头记》庚辰本中一句南京话论证

《红楼梦》一书的语言．．多数研究者认为用的是北京话。=1920年，佩之在《红楼梦新评》中说：“《红楼梦》所用的文字，是纯粹的北京土话。”1923年，俞平伯在《红楼梦辩》中说：“《红楼梦》用的是当时的纯粹京语。”1954年，俞平伯在《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文中又说：“《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都是北京话”。这些说法一时几成定论，近20多年来，—些研究者开始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除北京话外，     

20世纪红学研究历史的回顾——怎样读懂《红楼梦》的发展史

诸多事实说明,20世纪红学研究的历史实际是怎样读懂<红楼梦>的发展史.索隐派是对<红楼梦>的一种误读.新红学有功绩,但仍未读懂<红楼梦>.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是从人物研究这个角度读懂<红楼梦>的著作.1954年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为了读懂这部伟大作品的斗争.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是读懂<红楼梦>的典范.1974年的"评红运动"是阴谋红学的大表演.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是考证派的典范.张国光的"当代红学"批评周汝昌极端贬斥高鹗续书的意见,在世纪之交解决了读懂120回完整作品的重大问题.     

20世纪《红楼梦》研究学术争鸣述要（上篇）

王国维引进西方文化思想评论《红楼梦》是20世纪红学学术争鸣的肇始,20世纪学人对王氏关于《红楼梦》之思想倾向与悲剧观的论说有不同的评判。红学中索隐与自传两派的争论是延续百年的世纪之争。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以及其后“市民说”与“共名说”的争论有得有失,对得或失的不同评估与时代意识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脂批本与程高本的优劣真伪之争是20世纪红学争鸣中延续莳间最长、争论程度最激烈、参与争论人数最多、最具有学术本体性的争论。对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以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为重镇。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张爱玲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七

张爱玲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红楼梦魇》之中,这部著作集中考辨了《红楼梦》的成书问题,旨在申明其《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的红学主张。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值得肯定的,即"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彰显《红楼梦》真实的艺术魅力。《红楼梦魇》是对俞平伯文学考证路向的承继,因其更加地贴近《红楼梦》,所以显得多姿多彩。当然,这种"贴近"究竟多大程度上印证了曹雪芹创作时的真实想法,却难以证实。因为"看不懂"的缘故,学者对《红楼梦魇》的批评并不多,其中周汝昌的批评最具个性。     

《红楼梦十论》序

黄立新同志的《红楼梦十论》即将出版,我为作者这些年来的红学论文得以结集问世深感愉快,也为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又可多得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而感到高兴。收在这本集子里的论文,绝大多数过去已先后发表过。这些论文就以往的《红楼梦》研究来说,有的是旧题新作,有的是新题新作,难得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立新同志都写得很认真,读者从他的文章里必将有所得益。翻读这部著作,我觉得有几个特点。首先,立新同志为文,每立一题,往往不肯浅尝辄止,而是努力加以开掘和发挥。《曹雪芹与唐伯虎》,这可以说是一个老题目了。还在二十年代,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辨》里,就有一篇《唐六如与林黛玉》,考述《红楼梦》里黛玉葬花一事,“系受古人底暗示而来”。这“古人”,就是明代的“六如居士”唐伯虎。俞先生那篇短文,从《红楼梦》里的一段情节描写,说明这部小说所写故事往往“是有所本的”。而立新同志此文则深入开掘,详尽发挥,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对曹雪芹和唐伯虎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曹、唐二人同属“间气所锺”,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杰出艺术家;两人都走了一条十分坎坷的人生道路;两人的思想倾     

评新红学派

“新红学”是“红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如何看待“新红学”,不仅是一个对“红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派别的评价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今天的红学研究。这个派别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值得重视。一九五四年对胡适新红学的批判,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就是批判了实用主义,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新阶段。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批判运动除了存在偏离学术讨论的倾向外,就学术本身来说,也存在缺点,就是对“新红学”采取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态度,对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缺乏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对于学术考证,也没有强调要分清科学考证和实用主义考证的界限;还有一些批判文章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