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发展与互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间形成一种特殊的互动发展关系.一方面,社会学采借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参与观察法和比较法,并注重对小型社区的定性研究;另一方面,原本以异文化为研究旨趣的人类学则回归本土,介入了对汉民族社区特别是乡村社会的研究,二者之间因之形成一种相互交叉的局面.可以预见,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互动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从而推动这两门学科的本土化发展进程.     

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

乡村社区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理解文化和社会的基本路径.20世纪初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后,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和1979年到21世纪初.这三个发展阶段都有一批代表著作问世,同时显示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文航VS杨晓东

主持语:"医药"与"艺术"两个学科领域在社会发展演变中反复遭遇交集,二者多层面嫁接所催生出的"结晶"投射在了历史、科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等待我们去拷问。本期对话嘉宾文航、杨晓东在有限的篇幅呈现出彼此观点与共鸣,他们的对话势必会为脉络的澄清提供佐证,进而拓宽读者的视野,更新领域中的观念,触发各自学科的思考……     

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化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应运而生的视觉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手段和书写文本的影像民族志明确表征民族志书写的“视觉化转向”,成为人类学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存在。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关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以明晰且具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影像风格,为世界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为世界影像民族志提供美学范式。     

新图形时代语境下的视觉人类学思考

人类学以跨学科、可以和其他多种学科＂联姻＂而产生分支学科为主要特点。关注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对文化的影响,考察在现代视觉媒体影响下的文化涵化、文化冲突和文化变迁成为当今视觉人类学的主要特点。在新图形时代的语境下,视觉人类学这个新研究领域,既需要不断用科学技术手段武装头脑的人类学家,也需要具有一定人类学学科知识的摄影师,更需要包括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摄影家、艺术家、设计师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关注和参与。     

从革命的理想主义到大众的流行化——近50年中国书籍插图艺术风格的流变

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插图艺术的主流是革命的理想主义风格。90年代,中国进入消费型社会,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在中国盛行,视觉也日趋消费化。插图艺术在消费时代审美认识发生改变,由说教转向娱乐性,由知识性转向消遣性。追求视觉的消费化,显露出追逐视觉消费的休闲娱乐性。插图艺术也由此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面貌。     

“人类学写作”的多重含义——三种“转向”与四个议题①

人类学是在20世纪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 20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创作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不深受人类学的影响.同时,20世纪的人类学表述范式也经历了从"科学"到"文学"的转向.梳理这两方面的重要转向及其相互关联,是把握新世纪思想变革和学术创新的极好契机,也是本次会议的主旨. 关键词"人类学写作",若从字面上理解,具有双重含义--兼指文艺创作方面的"人类学转向"和人类学研究与表述方面的"文学转向". 除此之外,从比喻的意义上,"人类学写作"还可以泛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人类学转向".下面是由这三种转向现象引发出的学理问题.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以几种批评个案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出现人类学转向的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人类学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文章以文学人类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文化诗学对人类学知识的借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移植等个案为例,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进行了考察,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转向的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艺术人类学的西方语境与中国实践

艺术人类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还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抑或作为一种基本视野和思维背景,它的命名和提出,对于人类学关于艺术的研究起到了弥补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艺术人类学是来自英美的学术流派,最初都基本上集中关注遥远的、远古的原始艺术,随着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也转向对现实生活的艺术现象的关注。关注特定时空的文化群体,强调参与观察和设身处地的文化体验,通过文化对话和文化体认,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进行学术思考,以观察—体验—追问—反思的提问方式进行艺术观点的归纳提炼和构建。这样一种学术逻辑,使得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实践的多角度展开和多学科切入成为可能。因此,无论是文艺学学科视角的切入还是人类学学科的拓展,艺术人类学在当下中国的实践正日渐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当下意识,越来越凸显出浓厚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学科素质。     

晦暗的人类学及其他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

文章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背景下人类学所显现的若干趋势视为经济与政府的双重构型。首先讨论了所谓"晦暗的人类学"转向,这种人类学重视社会生活的严酷因素(权力、支配、不平等以及压迫),表现为压抑与无望的主观经验。进而在"诸善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s of the good)框架下,分析了一些或隐或显可被视为回应这一"晦暗"转向的作品。这种人类学既包括对"善的生活"(the good life)与"幸福"(happiness)的研究,也包括对伦理与道德的研究。最后分析了什么样的人类学才能被称为另一种善的人类学,即批判(critique)的、抗争(resistance)的、激进主义(activism)的人类学的新方向。     

人类学表述危机与"深描式"影像民族志

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从实证到阐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变迁,不但改变了当代民族志写作的基本面貌,也为影像民族志从人类学学科边缘向核心领域的推进提供了新的、有效的理论支撑.以格尔茨的"深描"理论为框架,视觉人类学界倡导以"语境强化"为表征的"深描式"影像民族志,在197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者拿破仑·查格侬和蒂莫西·阿什进行的亚诺玛莫人系列纪录片,便是这一学术嬗变时期的代表性影像民族志,甚至成为1980年代以来民族志"写文化"转型的先声.     

少数民族影像中的“他者”呈现——略论潘年英的中国西南摄影

人类学是通过研究人类的文化来理解"人"的综合性学科,影像是当代民族艺术表达和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传播符号,随着"图文对话"时代的到来,照片的保存在人类学民族志中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本土谱系和西学源流为我们从人类学角度讨论少数民族影像的叙事伦理提供了理论支撑。潘年英的人类学影像全面展示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自然生态环境、精神面貌和日常生活面貌,并将其与文字记录相结合,可以说为中国少数民族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材料与调查报告,具有艺术与人类学的双重价值。文章以潘年英作品中的少数民族影像为例,来说明人类学影像是如何呈现"他者"。     

文化研究视域中的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其学术起点是对视觉经验的重构;其发展轨迹是对"文化转向"的加入和反思,试图把视像化、视觉性作为理解后现代文化性质的钥匙;其知识体系的基础是跨学科研究。在这三个方面,视觉文化都得益于文化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与此同时,视觉文化也发展了文化研究欠缺的理论维度,对后者形成补充。     

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西方艺术人类学述论

许多人类学家认识到,艺术史能够为人类学家提供一种视野,即将艺术品视为观看的物化方式,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面貌。时至今日,艺术学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象牙塔中,认为艺术与日常生活无关,与民众的行为及社会的互动无关,只是一些高雅圈子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艺术的研究需要人类学的视角及养分。文章分别从后代主义思潮下的艺术人类学发展、艺术人类学理论、艺术民族志观点,概要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命题、艺术人类学方法论的创新实践,以及对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 ———庄孔韶教授访谈录

题记：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重建以来的第一批研究生,庄孔韶教授自1978年师从林耀华、黄淑娉两位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开始,亲历了学科30年的发展历程。从原始社会史的学习入手,到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专业训练,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汉人社会研究,到90年代以来积极投身于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可以说,在他关注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贡献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了呈现这位人类学家从事研究的行进脉络、探索的理路、思考的灵感和人生体悟,2010年12月3日,2011年1月2日和15日,采访者三次聆听庄孔韶教授畅谈,分享了其行旅与悟道的过程。现辑录成篇以飨读者。     

栗宪庭VS朱朱——从地下走向聚光灯下的中国当代艺术

主持语：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如何来界定,栗宪庭和朱朱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一种颜色来作比喻——＂灰色＂。近日,两位批评家、策展人在＂单向街书店＂就＂从地下走向聚光灯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开了对谈。现场两代批评家各抒己见,参与者们从他们各自观点的同与不同中窥探出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与此前艺术状态之间的一致与转向。朱朱：特别感谢各位今天下午能够来到现场听我们之间的对话，栗老师是找个人非常钦佩和尊重的前辈策展人。我的尊重和钦佩有很多理由，最重要的是他一以贯之的独立性。在现实中国能一直持有某种独立的精神去进行开创性的工作是特别特别艰难的!今天在现场我同样也是一名听众，希望听他回顾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     

“资本—策略”视角下居民参与民族旅游的路径:以龙脊景区为个案

民族旅游中社区参与和居民参与理应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从社区参与到社区增权的理论发展脉络也反映了这一观点。因此将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区内部———居民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必要性。民族旅游中居民的参与决策可以用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的"资本—策略"组合加以解释,基于此可构建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桂林龙胜龙脊景区个案,在人类学调查基础上,可通过七个典型例子证明分析框架的适用性。     

目光的对视——毕加索与达利艺术比较

20世纪是西方现代艺术进入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艺术在观念上超越了传统艺术的束缚,重新构建了全新观看现实事物的视角,将对艺术母体的审视纳入图像意识之中,艺术的现代性正是基于图像意识与视觉性而得以展开,作为现实主义绘画大师的毕加索和达利都拥有了一双敏锐的目光——透视着这个纷繁复杂的现实景象。将形态、结构、符号、形式、精神、意志等艺术要素介入到艺术作品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超越固有的意识形态和美学观念,挖掘了人的潜意识与符号结构以及视觉性之间的崭新样式,推动了20世纪及其以后的艺术快速进入社会文化的消费系统,由此,显示了毕加索与达利目光的注视所引发的西方现代艺术创作意识的升华。     

论当代景观雕塑介入公共空间的有效方式

在视觉文化盛行的当下,艺术的接受者较之以往发生了巨变.以当代景观雕塑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在介入公共空间时,就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介入公共空间的有效方式的问题,即怎样有效介入公共空间更有利于当代景观雕塑的策略化生存,并使其艺术传播力达到最大化.于是,关注公共视读效果,实现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互动,已成为当代景观雕塑有效介入公共空间的趋势,今后可能成为一种普泛化现象.运用接受反应理论、传播学等方法论来阐述和诠释这种有效的介入方式,可以使当代景观雕塑在公共空间的语境当中,在不断扩大其艺术传播力的过程当中,真正有效地实现其现实意义.     

“情感转向”与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

“情感转向”是近年来在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话题，传统的艺术理论同样在“情感转向”下发生变化。首先，艺术理论的“情感转向”挑战了艺术的“意义表征”体系，使经典艺术理论发生了转向；其次，因为“情感转向”关注身体，所以它在以“意义表征”为核心的经典艺术理论话语范式转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以“身体感知”为核心的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再次，“情感转向”所形成的艺术情感理论从“元政治”角度重新定义“感性”的政治内涵，揭示了当代艺术与社会或美学与政治的新关系，构建了批判理论时代之后的“艺术-社会”观，为“后批判”时代的艺术批评提供了有别于批判理论的另类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