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论我国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转换

诉讼法学界关于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理论学说当中,“客观真实”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该学说把“发现事实真相”作为刑事审判证明的核心任务。然而,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笼统、操作性差、与法治的精神根本不相容。“客观真实”标准作为运用证据一种价值指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刑事诉讼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司法活动,主持和参加这一活动的是有认识局限性的人,而这一标准却把理想与现实,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相混淆,从而使得这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在研究刑事审判证明标准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要把案件发生的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联系与区别耙梳清楚,从而转向法律事实观,而不是客观事实观,建立“法律真实”证明标准,而不是“客观真实标准”。     

非此非彼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诉讼证明的本性及适合于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定了诉讼证明可能达到的程度,此为诉讼证明标准设定的认识论前提。“客观真实说”关于证明标准的观点和关于证明评价标准的观点在诉讼法理上都是不成立的,不具有现实的程序意义。“法律真实”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法律真实说”关于真实标准的主张也是多余的。只要承认并对自由心证原则予以纯正把握,则两说及其论争可以终结。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塑

简要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进行了评析,认为国内的两种学说都不能单独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制度,惟一的选择是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相结合的、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主体应予坚持

"法律真实"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客观真实"作为三大诉讼中惟一证明标准的不合理状态.但"法律真实"能否取代"客观真实"作为一般的证明标准,尚有存疑. "客观真实"并非指"自在之物"即案件当时情况的本体性重现,而是司法人员对已经发生的案件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的必然要求.作为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原则上应是客观标准.在证明标准的选择上,应坚持真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     

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区别不仅在于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不同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内涵的价值选择的不同。本文分析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内涵及其法律意义 ,结合我国的客观实际 ,提出我国的证据标准应该理性地适用法律真实的观点。     

试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适用——基于对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思考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内容是客观的,但是其实现的过程却是主观的.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仍然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民事证明标准的改革方向应为法律真实下的高度盖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仍要遵循相关的适用规则.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混合标准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这两种观点均未能全面把握刑事诉讼证明的两个阶段和双重属性,各有缺失.客观真实标准是最理想的证明标准,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单一的客观真实标准的条件,现实的选择是实行兼采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混合标准.     

法治视野下的“真实”

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所代表的不同价值对我国的司法和法治的建设有着不同的意义。我国立法对"真实"的基本定位为贴近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这和西方法治倡导的法律真实有不同之处,这不仅源于诉讼模式的差异,更是由于司法环境的不同。尽管如此,我国在追求"以客观真实为目标,以法律真实为底线"的目标中,仍存在一定困境。如何达成二者的统一,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努力,更需要在全社会中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刑事证明标准模式之学术争鸣及其评价

刑事证明标准模式可分为"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和"主观真实"三种模式,每种模式各有其理论依据并各有利弊。将三者有机整合而成的"实在且正当的主观真实说",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模式的合理选择。     

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重要而又难以把握的问题。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而不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又可分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根据人们认识事物常态和现阶段的法律状况等因素,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过程中有些事项需要予以注意。     

论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把握时代性,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出发,探究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基本原则、现实动力和根本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在动力和根本要求。离开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性分析,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衍生发展的具体路径,也无法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现实生活以“化中国”——不断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现实的发展道路,不断地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并指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自尊·中庸

自尊就是使自己受尊敬的心理和行为；自尊分为物质性自尊、社会性自尊和精神性自尊；自尊是创造价值的动力；要取得自尊就应取得成就。中庸是适当遵守道德的善行；怎样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呢？“时中而达权”，即两善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     

“中庸”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观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 ,“中庸”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 ,平常不易 ,并逐渐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 ,滞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工具。但是 ,在明清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文化大变革时期 ,王夫之以实有、体用 ,对传统中庸观作了重要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辩正是中庸观的重要发展 ,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 ,是明清之际反省理学 ,反思传统 ,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略论孔子的修己之道

本文主要从修己之道的侧面分析孔子的儒家道德思想.就修己之道的内容要求、原则要求及所要达到的境界诸方面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指出孔子思想的进步意义及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     

《菜根谭》与儒家中庸之道

本文从心性操守、立身处世、待人应事、仕进隐退以及忧劳逸预、享乐节俭等几个主要方面 ,详细剖析了儒家中庸思想对《菜根谭》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从而说明《菜根谭》作为处世名著 ,其所以持久沁人心脾 ,原因之一 ,就是其有着传统的儒家哲学基础 ,且不少观点至今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真理的意义

究竟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是哲学古老而基本的问题之一，本文试图表明：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令人信服地解决过。有些哲学家虽然对真理进行研究且得出了一些真理定义，但所有这些定义都充满了问题。于是真理的意义问题被迫让位于意义的意义问题。真理的意义只可能在真理与意义的相互关系中得以澄清     

被遮蔽的立场：孟德斯鸠分权学说与真理论

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是政治权力学说的一部分,但分权学说并未揭示分权理论推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理解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关键在于理清权力与真理的关系,在任何国家,宣称掌握真理的先进性阶级或政党在取得权力并行使权力时,都极力回避分权学说,这说明分权学说同真理论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正因为如此,宣称掌握真理的阶级在权力初始分配时都利用真理论来捍卫自身独占的国家权力。     

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再思考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两种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真理：即绝对形式的“相对真理之总和”与相对形式的个别真理.不能把每个真理中包含的绝对真理的成分,当成这个真理本身,所以不能说任何真理既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     

论诉讼合作模式下的案件真实——合意真实理念之提倡

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标志着诉讼合作模式在我国正式确立。有别于传统对抗式诉讼，合作式诉讼模式下，控辩双方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检察机关主导认罪认罚程序，诉讼重心由审判阶段转移至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合意削弱了法庭调查，法庭审判成为“确认式庭审”，案件真实更多体现为控辩“合意性”，即合意真实。合意真实的诉讼观念蕴含了被告人主体理念，体现了对司法效率、司法权威和协商正义的时代价值追求，具有正当性基础。因对抗与合作二元诉讼程序变革，诉讼真实观应从传统一元的实质真实观向实质真实与合意真实并存的二元真实观转变。     

中庸思想与财务管理原则,方法

中庸思想如今对我们仍然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在现代财务管理目标、财务分析比率、资产与筹资组合以及长期投资分析等财务管理的主要领域内，处理问题的原则、方法都体现着中庸思想。